文章核心观点 - 提高居民消费和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需要资本市场支持 而资金供给侧依赖于家庭财富配置结构从以房产为主、金融资产以低风险存款为主 转向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以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和财富保值增值[1][2] 消费疲软与财产性收入 - 2025年6月至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4个月下行 9月份仅增长3% 显示消费承压[5] - 消费增速下行与财产性收入增速走低相关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速从2021年的10.2%下降至2024年的2.2% 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7%[5] - 统计口径的财产性收入指房租、利息、股息和分红 不包括股票、基金和房产价格涨跌带来的财富变化[6] - 居民财富净值变化对消费冲击更显著 2022年至2024年8月底 沪深300指数下跌33% 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指数下跌13.5%[6] - 估算2022年至2024年8月 股票下跌带来居民约10万亿元财富变化 房产价值下跌达50-60万亿元 人均财富净值下降约4到5万元[6] 居民财富结构现状与国际比较 - 2025年前三季度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比为8.1% 低于美国的20% 但高于日本的3%-4%、德国的5%-7%和英国的6%-8%[8] - 中国财产性收入占比高于日欧部分原因是后者过去十多年利率处于低位[8] - 中国居民股息收入在收入中占比低于4% 显著低于美国的8% 有提升空间[8] - 房产在家庭资产配置中占主导 估算2023年中国住房总价值在400万至450万亿元 在居民总资产中占比约60% 显著高于美国的25%、日本的36%、英国的35% 与德国的60%左右相当[8] - 截至2025年6月 居民部门本外币存款规模为163万亿元 在金融资产中占比近60%[12] - 存款加上储蓄国债、理财产品、货币基金、保险准备金和公积金余额 低风险金融资产合计占比达83%[12] - 居民部门持有的股票、基金及信托资产等高风险金融资产合计占比为17%[12] - 截至2025年3月 中国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比与日本相当 日本为18.2% 显著低于美国的54.6%和欧元区的36.2%[15] 当前财富配置结构带来的挑战 - 短期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自2021年高点起 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高位回落20% 房产净值下降导致家庭杠杆率被动上升 影响消费行为[11] - 中长期房产保值增值功能下降 因出生人口下降导致需求减少 存量供应与库存较大 且市场租金收益率仅1.5%-2%左右 预期收益率不高[11] - 金融资产以存款等低风险资产为主 股票和基金等风险资产占比不到两成 不利于持续获得财产性收入[11] 风险金融资产占比低的成因 - 宏观上 资产结构与过去以中低端制造业和房地产建筑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对应 企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体 大量贷款以房地产抵押品投放 推动房价上升[17] - 微观上 2021年前房价总体稳步上涨 长期收益率更高且波动更小 强化了居民配置偏好[17] - 金融资产方面 多方面因素导致居民持有股票和基金赚钱较难[17] - A股公司长期回报无法匹配高速经济增长 资本开支高、现金流低 公司治理存在问题[18] - A股波动大 居民投资体验不佳 沪深300指数过去20年回报率约为10% 过去10年回报率约为4.5% 但大多数股民、基民的长期回报率显著低于指数[18] - 直接投资股票的股民存在信息、专业分析和行为偏差劣势[18] - 投资基金面临机构投资者追涨杀跌和高持有成本问题 在基金降费改革前 基金每年的买卖和持有成本能达到3%-4%[18] - 市场波动率高会显著降低基民收益率 研究显示在平稳上涨时期基民平均回报率为14.6% 明显高于先跌后涨和先涨后跌时期[19] 改善财富配置结构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 改善上市公司中长期盈利水平 强化股东回报 需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微观层面引导上市公司从追求规模向追求股东回报转变 通过分红与回购回报股东 监管层面引导高质量公司上市并加大退市力度[21][22] - 提高居民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意愿 拓展参与工具和途径 建议参考美国通过养老金计划参与股市的模式 推进养老保险改革 做实个人账户 引导投资于专业的养老基金产品 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名义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 若50%投向股票 可实现数亿居民增加几万亿元的风险资产配置[23][24] - 努力降低股市波动性 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措施包括引导发展指数基金、调整基金经理考核模式、治理基金风格偏移 考虑个人投资股票资本利得需缴税而亏损可抵税 以及国家通过平准基金平抑市场波动[25] - 稳定房地产市场 防止房价持续下跌冲击家庭资产负债表 从日本经验看 房价下跌过程中居民不会显著增加股票配置 而是持有存款或提前还贷 因此稳定房市有助于引导居民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26]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标志着居民增收工作从原则性引导转向系统性、可操作性推进，旨在通过五大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筑牢就业根基 -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大头，2024年占比达56.5%，提高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增收的核心支柱 [2] - 需将稳定和扩大高质量就业放在首位，实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大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的专项就业支持计划 [2] - 针对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需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开展数字技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的专项培训 [2] - 需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 [3] - 需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快推进拖欠账款问题解决，实现中小微企业账款“应付快付、应付尽付” [3] - 可借鉴德国经验，完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更多中小微企业，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3] 拓宽增收渠道 - 2024年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8.3%，经营性收入占比16.7%，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4] - 财产性收入提升的核心是稳定股市与楼市预期，需加强资本市场战略性力量储备和稳市机制建设，推动商业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有序入市 [4] - 需强化央企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等行为，提升资本市场稳定性与财富效应 [4] - 应丰富个人投资者可及的债券、普惠理财等产品品种，降低投资门槛 [4] - 对于楼市，将继续推进存量商品房收购用于保障性住房，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优化居民按揭贷款偿还条件，改善租金回报率 [4] - 可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入股信托模式，让农民稳定获得财产性分红 [4] - 经营性收入培育应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与信贷支持 [5] - 鼓励金融机构优化经营性贷款期限与利率设置，开展续贷业务，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5] - 在农村地区，将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与“三品一标”行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5] - 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等新业态，落实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强化产业联农带农机制 [5] 聚焦城乡均衡 - 城乡收入差距是核心矛盾之一，后续增收计划应把农村居民增收作为重中之重 [6] - 可借鉴日本“造村运动”经验，推动城市产业向农村梯度转移，在县域建设特色产业园区，让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6] -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通信、旅游公路等配套设施，支撑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 [6] - 实施农村低收入人口提能增收行动，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帮扶等方式，提升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 [6] - 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流转中的合法权益 [6] - 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7] - 中央预算内投资将重点支持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领域项目建设 [7] - 可借鉴OECD国家经验，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降低农村居民民生支出负担 [7] - 建立农村养老待遇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标准，完善农村医保报销政策 [7] - 研究建立农村育儿补贴制度，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7] 优化分配调节 - 后续增收计划应通过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升级、转移支付优化，构建“调高、扩中、托低”的分配调节体系 [8] - 在税制改革方面，应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健全专项附加扣除制度 [8] - 可借鉴美国“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与英国提高个税免征额的经验，对有工作的低收入者实施税收返还补贴 [8] - 探索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税收治理机制，加强对平台经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 [8] - 推进财产税改革，稳步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 [8] - 应完善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制度，提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 [9] - 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与医保补助标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9] -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9] - 可借鉴OECD国家经验，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组合拳发力，将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向合理区间压缩 [9] - 应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参与慈善事业，重点支持教育扶贫、医疗救助、农村增收等领域 [9] 强化政策协同 - 城乡居民增收是系统性工程，需要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发力，构建长效保障机制 [10] - 需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推动消费政策与财税、金融政策同向发力 [10] - 财政政策要发挥引导带动作用，通过补贴、贷款贴息等工具重点支持消费领域与增收相关的项目，2025年已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和消费领域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10] - 金融政策应加大对增收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个人消费贷款与经营性贷款投放，合理设置额度与利率 [10] - 产业政策须聚焦高质量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与增收机会 [10] - 应统筹投资与消费关系，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升类项目的有效投资 [10] - 支持消费、文旅等领域项目发行REITs，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支撑消费升级、消费牵引投资扩容”的良性循环 [10] - 鼓励各级工会将经费用于职工消费领域，实施消费帮扶与有奖发票等政策，提振消费意愿 [10] - 应健全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统计监测制度，完善全口径消费统计，精准掌握居民收入与消费动态 [11] - 建立增收计划实施效果考核机制，压实地方政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务实举措 [11] - 加强政策宣传与预期引导，稳定市场信心 [11]

政策核心与升级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核心政策从2024年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减负”，升级为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政策从原则性转向可操作性，范围从托底转向全面提升 [2][3] - 政策目标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2]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3] 居民收入现状与结构 - 2020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2.1%、8.1%、2.9%、6.1%、5.1%，2025年前三季度为5.2%，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3] - 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56.5%，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16.7%、8.3%、18.5% [5] - 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尚待提高，以及城乡、地区、行业、群体间差距大，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 [9] 增收的具体路径与措施 - 增加劳动报酬收入：建立健全更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优化收入分配制度，以增强工薪阶层获得感 [4] - 激发市场活力以提升经营性收入：促进商品和服务价格合理回升，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经营性收入 [4] - 促进资产价格合理止跌企稳，搞活资本市场，发挥股权投资的财富增值效应，并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改革，以提振居民财产性收入 [4] -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收入，通过夯实社保基础、加大育儿养老补贴等举措提供兜底保障 [4] -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按市场评价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并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8][9] 稳就业的核心作用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并将稳就业置于宏观政策的核心位置 [5] - 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并鼓励支持超过2亿人的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以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 [5][6] - 构建就业友好型社会需强化就业规模、就业质量、青年就业率等考核指标，促进“稳增长—稳就业”紧密结合 [5] 资本市场的关键角色 - 资本市场可在居民增收、扩大内需中发挥关键作用，资本市场牛市有望成为提振消费的放大器 [7] - 2024年A股市场实现投资者现金分红2.4万亿元，需通过提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步拓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6] - 让14亿人共同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其财富效应能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并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居民社保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7] 长期制度改革方向 - “十五五”期间需明确国民收入分配的方向和目标，高度重视初次分配的基础作用及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10] - 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需从两方面突破：一是优化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制度，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完善高收入群体累进税率，并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二是通过提高社保缴费比例、扩大参保范围、研究延长缴费年限以增加对居民社保支出规模 [10] -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形成消费拉动发展模式、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需在“十五五”时期取得重大突破 [9]

政策方向：从“增收减负”到“增收计划”的升级 -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策表述从2024年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升级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3] - 政策变化体现在三个维度：从原则性“推动”到可操作性“制定实施”、覆盖范围从中低收入群体扩展到全体城乡居民、政策目标从托底转向全面提升 [4] - “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目标是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形成橄榄形分配格局 [4] 收入现状与结构分析 - 2020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扣除价格因素）分别为2.1%、8.1%、2.9%、6.1%、5.1%，2025年前三季度为5.2% [4] - 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达56.5%，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16.7%、8.3%、18.5% [7] -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4] 增收路径：就业与劳动报酬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就业置于“四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之首，并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 [8] - 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已超过2亿人，需将其纳入更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预期 [8] - 促进增收需增加劳动报酬收入，建立健全更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5] 增收路径：财产性收入与资本市场作用 - 促进资产价格合理止跌企稳，搞活资本市场，发挥股权投资的财富增值效应，是提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5] - 2024年A股市场实现投资者现金分红2.4万亿元 [9] - 资本市场长期向好能带来财富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应让14亿人共同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 [9] 增收路径：经营性收入与转移支付 - 需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商品和服务价格合理回升，以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经营性收入 [5] -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收入，通过夯实社保基础、加大育儿养老补贴等举措提供兜底保障 [5] 长期机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长远来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促进居民增收的关键 [11] - 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不充分表现为“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尚待提高 [12] - 不平衡表现为城乡、地区、行业、群体之间差距大，基尼系数长期处于高位水平 [12] - “十五五”规划建议健全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并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11] 改革举措：强化再分配调节力度 - 我国再分配调节力度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有差距，需从两方面突破 [13] - 一是优化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制度，包括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完善高收入群体累进税率、推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立法 [13] - 二是通过提高社保缴费比例、扩大参保范围、研究延长缴费年限，以增加对居民社保支出规模 [13]

文章核心观点 -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可以从五个维度判断中国股票市场正跨入新时代，并看好“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发展前景，高新技术板块有望成为引领市场的“主心骨” [1][4][7] 市场表现与背景 - 今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向好势头巩固，上证指数不断突破近十年新高，最高上涨至4034点 [1] - 前11个月，上证指数累计涨幅超过16%，深证成指涨幅达25%，创业板与科创板累计涨幅均超过40% [1] - 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12月18日正式启动全岛封关，相关交流大会于12月11日至13日在海口举行 [1] 市场跨入新时代的五个维度 - **维度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市场突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系统性爆发，中国深度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带动A股市场科技含量上升 [4] - **维度二：中美货币政策同步宽松提供良好货币条件**：中国降准降息仍有空间，美国货币政策趋向宽松，未来降息幅度可能超出市场预期 [3][5] - **维度三：市场资产配置需求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房地产政策调整及市场下行导致大量资金从楼市溢出转向其他市场，居民资产构成从以房产为主导转向多元配置，权益类资产成为最优选择 [5] - **维度四：政策支持股票市场的力度空前加大**：中央将“活跃资本市场”纳入国家政策目标，积极营造“长钱长投”制度环境，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逐步完善 [5] - **维度五：央行开创性地全力支持股票市场**：央行创设了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并积极支持汇金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购入股指基金等 [6] 行业与公司动态 - 电子行业市值首次超过银行业，成为A股市场第一大行业 [4] - 中国上市公司保持着较高的研发强度，科技含量仍在不断提升 [4] - 未来将有更多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壮大，营业收入与利润稳步增长，成为引领股票市场发展的主力军 [4] 市场前景与投资机会 - “十五五”时期，中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将不断提高，投资和融资功能将更协调，股票市场前景广阔 [7] - 股票市场中的高新技术板块有望成为引领市场的“主心骨”，其持续崛起将推动市场创新升级，并与企业上市融资形成相辅相成的格局 [7] - 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持续提升，大量资本将把中国股票市场作为全球主要的权益市场进行投资 [7] - “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发展步伐将更快、更扎实，居民资产配置将获得更广阔空间，财产性收入有望持续增长 [7] - 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加将对消费形成强劲拉动，其推动力度远超工资等其他收入类型，对中国经济结构改善产生积极影响 [8]

居民投资者交易行为特征 - 居民投资者交易频率分布为：每天至少交易一次占9.7%，每周交易1-4次占27.8%，每月交易1-3次占比最高为34.6% [1] - 近半数投资者股票资产集中在1-2个行业内，37.6%的投资者只持有1-3只股票，47.6%持有4-10只股票，反映持股高度集中 [1] - 约半数居民投资者存在追涨杀跌倾向 [1] 居民资产配置现状与问题 - 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长期呈现重房产、轻金融倾向，面临单一模式挑战 [2] - 居民参与权益市场后表现出行为偏差，包括过度交易、短期持有、追涨杀跌、熟悉效应、配置集中等 [2] - 中国居民2025年前三季度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1%，显著低于欧美约20%的水平，且主要来自存款利息和固定收益产品 [3] 提升金融健康的路径与建议 - 通过参与权益市场推动资产配置多元化，对提升居民金融健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2] - 构建良好投资行为习惯可降低行为偏差发生频率并减少极端损失概率，为长期财富积累提供保障 [2] - 建议居民持续提升金融素养，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在风险承受范围内适度参与权益市场投资并注重长期投资 [4] 中小企业金融健康状况 - 部分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导致财务杠杆率较高 [3] - 部分企业主个人财务与企业财务存在混同现象，增加风险相互传导可能性 [3] - 建议中小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完善风险隔离体系，利用综合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 [4]

文章核心观点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高居民消费率并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需要资本市场支持及居民家庭财富配置结构转变，即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2] - 当前居民消费增速下行与财产性收入增速走低及财富净值变化密切相关，股票和房产价值下跌对居民消费造成下行压力[3] - 居民财富结构面临挑战，房产在家庭资产中占比过高（约60%），而金融资产中低风险资产占比过高（83%），风险金融资产占比仅17%，不利于获得持续财产性收入[6][9] - 为破局需进行系统工程，改善上市公司盈利与股东回报、拓展居民参与风险资产工具、降低股市波动性、稳定房地产市场，以引导居民财富配置向风险金融资产转变，支持经济转型[16][20][21][22] 居民消费与财产性收入现状 - 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连续4个月下行，9月份仅增长3%，显示消费承压[3] -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比增速从2021年10.2%下降至2024年2.2%，2025年前三季度进一步降至1.7%[3] - 2022年至2024年8月底，沪深300指数下跌33%，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指数下跌13.5%，导致股票财富损失约10万亿元，房产价值下跌50-60万亿元，人均财富净值下降4-5万元[3] 居民财富结构国际比较 -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8.1%，低于美国（20%），但高于日本（3%-4%）、德国（5%-7%）和英国（6%-8%）[6] - 中国居民股息收入占比低于4%，显著低于美国（8%）[6] - 2023年中国住房总价值400-450万亿元，在居民总资产中占比约60%，显著高于美国（25%）、日本（36%）、英国（35%），与德国（60%左右）相当[6] - 截至2025年6月，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中本外币存款规模163万亿元，占比近60%，低风险金融资产合计占比83%，高风险金融资产（股票、基金等）占比17%[9] - 中国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比（17%）与日本（18.2%）相当，显著低于美国（54.6%）和欧元区（36.2%）[11] 当前财富结构形成原因 - 宏观上资产结构与过去经济结构对应，以发展中低端制造业和房地产建筑业为主，企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体，创造货币推动房价上升[13] - 微观上居民配置房产和低风险资产是理性选择，2021年前房价稳步上涨且波动小于股票，政府措施强化托底信念[13] - A股公司长期回报无法匹配高速经济增长，资本开支高、现金流低，公司治理存在问题[14] - A股波动大，过去20年沪深300指数回报率约10%，过去10年约4.5%，但大多数股民基民长期回报率显著更低[14] - 基金投资因追涨杀跌和高持有成本（降费前年成本3%-4%）导致收益率不高，市场波动率高显著降低基民回报率，平稳上涨环境最有利[15] 改善财富配置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 改善上市公司中长期盈利水平，强化股东回报，经济整体需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引导上市公司尤其是国企追求股东回报，通过分红与回购回报股东，监管引导高质量公司上市并加大退市力度[16][17][18][19] - 提高居民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意愿，拓展参与工具和途径，依靠个人直接投资较难实现，可借鉴美国通过养老金计划参与股市的模式，推进养老保险改革，做实个人账户，引导投资专业养老基金产品，目前个人养老金缴存户数2000-3000万人，规模千亿元左右，个人养老账户名义余额超10万亿元，若50%投向股票可增加数万亿元风险资产配置[20] - 降低股市波动性，增强股民基民获得感，监管部门引导发展指数基金、调整基金经理考核、治理基金风格偏移，考虑个人投资股票资本利得缴税且亏损抵税，国家通过平准基金平抑市场波动[21] - 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房价持续下跌冲击家庭资产负债表，自2021年高点起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回落20%，房价下跌影响不同群体，尤其对近5-8年购房者导致杠杆率被动上升，影响消费行为，稳定房市有助于稳定家庭资产风险度，引导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8][22][23][24]

外资流入A股的驱动因素 - 全球市场动荡背景下，外资寻求政策稳定、规则清晰、机会多的中国市场作为资金的安全落脚点 [1] - 美联储利率政策摇摆不定，导致全球资本面临不确定性，促使资金转向中国市场 [2] - 中国央行通过购买国债和逆回购等操作稳定流动性，确保财政发债顺利进行，资金面流转轻快灵活 [4] 国内政策与监管导向 - 证监会强调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并推动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将股市定位为财富增长的重要出口 [7] - 政策导向鼓励长钱长投，不支持短线炒作，旨在让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和居民资产增值保驾护航 [11] - 国内财政、货币和资本市场政策协调稳健，为市场提供了扎实的底层建设和顶层设计 [13] 市场现状与结构性转变 - 沪指处于三千点出头水平，距离四千点尚有距离，短期波动在所难免 [9] - 中国楼市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减弱，股市正成为体现财富增长的新阵地 [11] - 出口增速受外部环境影响放缓，政策鼓励企业通过上市和债券融资实现转型升级 [11]

文章核心观点 - 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抓好“切实增收，真正减负”这八个字 通过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 为扩大内需注入源头活水 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1][4] 增收举措分析 -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核心支柱 2024年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6.5% 其稳定增长直接决定消费能力的大小 [2] - 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需抓住“稳就业”与“涨工资”两个关键环节 通过落实技能人才薪酬指引 部分地区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已实现两位数增长 [2] - 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需在保障投资安全和丰富投资产品上下功夫 例如丰富适合个人投资者的债券相关产品品种 [3] - 资本市场改革通过打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点 产生财富效应让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进而提振消费信心 [3] 减负举措分析 - 减负需精准破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民生难题 以打消居民的消费顾虑 释放消费需求 [4] - 教育领域应提供更多优质且普惠的教育资源 减少家庭在教育上的过多投入 [4] - 医疗领域需继续深化医疗改革 降低“一场大病 掏空全家”的风险 [4] - 住房领域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和长租房供给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缓解年轻人的住房压力 [4] - 养老领域需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减轻“养老焦虑” [4]

个人所得税改革政策方向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 [1]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1] - 提出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作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的措施之一 [1] 当前税制结构与征管现状 - 202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4%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成为事实上的"工薪税" [2] - 2024年个人所得税APP将收入分类从四类扩展为九类，新增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五项 [2] - 年收入居前10%的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约九成，综合所得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个人汇算后基本无须缴税 [3] -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体系持续完善，已纳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七项民生支出 [2] 改革建议与公众关注焦点 - 2025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加大抵扣力度建议 [1] - 全国人大代表余淼杰建议在北上广深等高成本地区试点将个税起征点从当前6万元/年提高至10万元/年，相当于每月从5000元提高至约8333元 [1] - 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议将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1万元/月，优化调整税率结构并加强税收监管 [2] - 个税起征点自2018年从3500元提高至5000元后，至今未再调整 [2] 税制改革面临的挑战与短板 - 个人所得税征管面临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是非工资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监管差异 [8] - 资本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征管面临税源监控难度大的问题，可能加剧财富分配的逆向调节效应 [8] - 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多元化，现有监管体系难以全面覆盖，部分高净值人群通过跨境资产配置、复杂金融工具等手段规避税收 [8] - 灵活就业群体存在双重困境：按次计税模式下单笔收入易被认定为较高应税所得导致税负陡增，职业身份界定模糊加剧政策适用复杂性 [8] 高收入群体税收调节与征管强化 - 强化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需重点加强对个人在全球所得的监控，特别是通过强化CRS的应用覆盖股权所得等各类收入 [6] - 需要推动税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全面掌握纳税人收入构成与来源 [6] - 税收征管强化需要从三方面着手：完善对各类收入的动态监控机制，健全税制设计堵塞漏洞，加强部门协作与国际税收合作 [6] 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因素分析 - 2025年前8个月个人所得税维持了较高增幅，主要源于资本市场回暖带动资本性所得增长 [7] - 新兴经济业态和科技型收入的快速发展，相应推高了相关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收入 [7] 未来改革优化方向 - 主要方向是强化"控高"和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通过适当提高富裕群体个税税率并加强税收监管 [12] - 建议引入累退扣除方式，即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扣除额不同，收入越高扣除额越小，借鉴加拿大、韩国和芬兰经验 [13] - 考虑将计税单位从个人改为家庭，以更精准体现家庭整体负担，提升税收公平性 [10] - 探索采用"CPI+工资中位数"双挂钩的自动指数化机制，实现扣除标准的动态适应性 [11] 个税与企业所得税协调问题 - 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与企业所得税税率25%的差异催生避税和税收筹划问题 [14] - 存在纳税人将个人收入转化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收入，甚至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缴税的现象 [15] - 短期可行方案是将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合并采用统一综合税制，压缩税收筹划空间，但实施前提是征管要精准到位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