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一位前千万富翁、现网约车司机“老徐”的个人经历，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兴衰史，并折射出网约车行业已成为部分前企业家、小老板在遭遇事业挫折后的重要过渡性就业选择 [5][6][8][9] 人物背景与时代机遇 - 主角老徐于90年代随父从浙江到上海，借助家庭启动资金和时代红利创业，通过五金厂拆迁获得600万元人民币的第一桶金，当时该笔资金可在上海静安购买约30套80平米的房产 [6][11][14] - 其弟利用在上海积累的政商人脉，转型果蔬供应链，业务覆盖浦东大部分学校食堂及两大机场配送，在自贸区成立后抓住新机遇 [12][13][15][20] - 老徐则于千禧年携600万资金返回浙江丽水老家，被乡邻视为“大老板”，并投资了服装厂和养鸭场 [16] 事业转折与债务危机 - 老徐的养鸭生意采用“绑着卖”模式，向散户提供免费鸭苗但强制其购买自家饲料，生意高峰期日纯利超过30万元人民币 [19][20] - 为扩大规模，其将厂房扩建至16000多平米并申请银行贷款，但2013年因禽流感被要求停业，2014年又因厂房被认定为“手续不全”的违建而遭拆除，导致生意中断 [20][21] - 厂房拆除使其债务累积至数千万元人民币，为偿还债务，其变卖了包括在嘉兴按层购买的房产在内的所有资产，家人亦受牵连 [22] 网约车行业就业现状 - 在债务还清后，老徐选择进入网约车行业，主要原因是该行业入职门槛低、不核查征信，为背负债务历史的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 [24] - 行业存在针对司机的“套路”合同，例如宣传“0押金”但要求司机完成8500元平台流水才发放4500元工资，变相构成每月约4000元的高额租金，而市场租车价约为3000元 [24][25] - 司机若想提前解约，合同规定需跑满当月近10000元流水，且退车时可能被收取每日150元的“车辆闲置费” [25][26] - 有经验的司机会同时使用多个接单平台以规避单一平台规则并最大化收入，例如老徐在车内放置四台手机，同时开启十多个平台接单 [29] - 司机对平台有选择权，会普遍拒接“花小猪”等被认为单价过低导致亏损的订单 [29] - 司机与平台存在“三个月蜜月期”，新司机在初期会获得更多优质订单，时薪可达40元人民币，但后期平台派单逻辑会变化 [28] - 司机通过精打细算可维持生计，例如老徐使用慢充桩使月电费仅200多元，通过每日跑约400元流水、每月工作27天，可实现每月9000至10000元人民币的净收入 [27][28] 行业竞争与司机策略 - 当前网约车平台数量多达数十家，行业竞争激烈，司机选择增多，对单一平台的依赖度和服务分重视度下降 [29] - 司机已深入研究各平台派单逻辑、免佣时段等政策，从“什么单都接”转变为有策略地“挑单”，以优化收入 [29] - 高德成为部分司机更偏好的平台，因其相较于滴滴等平台可能为司机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29]

文章核心观点 - 一对80多岁父母面临严重财务困境 主要依靠社会保障福利生活 缺乏退休储蓄和充足资产 并背负近7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和医疗债务[1][2] - 父母考虑忽略债务和催收电话 希望债务在其去世后消失 但其女儿担忧法律风险 包括被起诉或债务继承问题[2] - 忽略债务催收虽不违法但存在后果 如债权人可能提起诉讼 若未应诉可能导致法院判决 进而产生工资 garnishment 或银行账户冻结等风险[3][4] - 联邦福利通常受到保护免于 garnishment 但州福利取决于当地法律 某些债务如税款或学生贷款除外[5] - 子女通常不会继承父母债务 除非是贷款共同签署人 债务需先由遗产偿还 若遗产资不抵债则剩余债务将被核销[6][7] 债务催收的法律风险与后果 - 忽略债务催收本身不违法 但无法阻止催收电话 且催收机构仍有权提起法律诉讼[3] - 若收到债权人诉讼而未回应 法院可能作出不利判决 判决金额可能包括债务本金 利息 费用及律师成本[4] - 法院判决赋予债权人法定权力 可采取工资 garnishment 财产留置权或冻结银行账户等措施[4] 受保护的收入来源与例外情况 - 多项联邦福利受到保护 一般不能被 garnishment 包括社会保障福利 退伍军人福利 联邦学生援助等[5] - 例外情况包括拖欠税款 子女或配偶抚养费以及学生贷款 这些债务可能允许对联邦福利进行 garnishment[5] - 州福利是否受保护取决于各州当地法律的规定[5] 债务继承与遗产清偿规则 - 子女通常不会继承父母的债务 除非其作为贷款或信用卡的共同签署人[6] - 债务清偿优先于遗产分配 遗产中的资产可被出售用于偿还债务 清偿顺序通常为律师费 遗产税和丧葬费用优先[7] - 联邦债务 医疗账单和财产税通常优先于信用卡债务 若遗产资不抵债 剩余债务将被核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