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与制度改革 - 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用“人口财政的新循环”和“以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拉动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质量锦标赛”取代“土地财政的旧循环”和“唯GDP论的数量锦标赛”[1] - 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路径包括公共服务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推动人口和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流动[1] - 未来地方政府将从依赖生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转向多元化的财政结构，包括生产税、消费税和用地指标[2] 城镇化与人口流动 - 1996-2020年间，中国年均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保持在1个百分点以上，城镇人口从1995年的3.5亿增加到2020年的9亿[4] - 截至2023年，中国约有2.5亿人口常住城镇但未落户，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8个百分点[22] - 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2.5亿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尽快落户，通过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实现[22] 地方财政与公共服务 - 2023年，增值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合计占地方政府综合财政收入的60%[9] - 未来地方政府将通过吸引人口来聚集土地资源、企业和税收，形成“人口财政”的新循环[19] - 地方政府将从开发型转向服务型，提升公共服务、增加消费场景、改善营商环境[20] 消费与产业升级 - 随着产业附加值的提升，人力资本在利润分配中的比重上升，消费将进入扩张期[2] - 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与美国70-80年代类似，企业出海对应美国的“去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应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2] - 消费新场景的培育是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关键一环，地方政府近年来更加重视消费场景的打造[29] 风险提示 - 改革推进的节奏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措施仍有待政策的进一步明确[51][52] - 中美国情存在差异，部分领域可能不完全可比，改革分析借鉴了美国70-80年代的转型历史[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