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总览 - 全球长端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27%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日本突破3%为1996年以来高位[6] - 本轮债市调整由AI产业融资分流、地缘冲突推升通胀、高债务存量下信用风险溢价抬升三重因素驱动[6] - 主要经济体财政压力整体呈结构性抬升态势，内部梯队分化特征显著[3] 财政收支流量 - 德国财政立场边际变化最突出，由2016-2020年财政盈余转为2021-2025年结构性赤字，指标中枢上行幅度达2.8个百分点[11] - 美国2025年一般政府净借入占GDP比重已至6.8%，赤字绝对水平在样本中处于高位[11] - 中国2025年一般政府净借入占GDP比重在十大经济体中居于首位，2021-2025年五年中枢较前一阶段也有所上行[12] - 仅日本、加拿大两个经济体净借入占GDP比重中枢边际回落，日本源于税收收入增长，加拿大依托支出管控[11] 政府债务存量 - 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GDP突破200%，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30] - 意大利、美国、法国、加拿大共同构成130%–140%区间的高债务梯队，俄罗斯负债率不足20%为样本最低[30] - 中国债务率上行幅度在样本内最为突出，累计抬升约27个百分点[30] - 加拿大（+12.5pp）、法国（+10.9pp）、英国（+10.7pp）、日本（+9.6pp）、美国（+9.5pp）、印度（+8.9pp）的债务率中枢均上行8个百分点以上[30] 付息压力 - 美国净利息支付占GDP比重在G7中最高，日本则呈现净利息收入特征[38] - 截至2026年3月末，日本普通国债存量加权平均利率为0.98%，2022年日本一般政府利息收入占GDP比重逾1%，金融资产存量占GDP比重超120%[39] - 英国（+0.7pp）、美国（+0.6pp）净利息负担上行幅度最为突出，日本净利息支出中枢下行0.5个百分点[45] - 2025年净利息支付占政府收入比重：美国最高达12.4%，意大利7.5%，英国7.0%，法国4.0%，加拿大3.8%，德国仅1.5%，日本为-0.1%[50] - OECD约三分之一固定利率存量债务将在2027年前到期，其中六成是加息周期前发行的低息债券，再融资预计推动OECD利息支出/GDP平均上行0.2个百分点[50] 财政潜在空间与结构性压力 - 俄罗斯、意大利、英国落入r＞g区间，其余七国满足g＞r具备债务率自发收敛特征，中国、印度收敛效应更为突出[56] - 长周期跨国数据显示负r-g是常态：发达经济体约61%的年份、新兴经济体约75%的年份r-g处于负值区间[56] - 至2023年发达经济体公共支出占GDP比重达42%，新兴经济体为3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仅18%[61] - 1995–2022年发达经济体公共投资占总支出比重由13%回落至11%，剔除中国后的其他新兴市场由22%降至20%[61] - IMF测算2011–2022年发达经济体支出僵化指数均值为0.33，约三分之一财政支出难以在短期内压缩[61] 纵向历史对比与风险分层 - 1998年俄罗斯危机负债率单年跳升83.7个百分点至135.2%，2001年阿根廷危机负债率单年飙升99个百分点至147.2%[65] - 当前十大经济体均未出现赤字失控+总债务单年跳升+利息负担翻倍的共振，无即时债务危机风险[67][68] - 德国、加拿大处于低风险层级，财政安全垫较厚、债务动态收敛[73] - 法国、意大利财政脆弱性相对突出，分别受制于财政整固落地不畅与高债务低增长的内生压力[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