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美国财长贝森特将10至30年期国债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翻倍”，从单次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覆盖10-20年期及20-30年期两个期限区间，9月9日生效至11月4日[1] - 华尔街研究机构Bianco Research创始人吉姆·比安科点评称，当财长贝森特开始恐慌时，债券交易员就可以停止恐慌[1] - 历史表明每一次“财长救市”短期都能见效，但长期都败给了基本面[14] 历史干预案例总结 1942-1951年：收益率曲线控制（YCC） - 为支持战争融资，美联储从1942年4月起实施YCC，将3个月国库券利率固定于0.375%，1年期0.875%，10年期2%，16年期2.25%，长端上限2.5%[4] - 美联储通过扩表买入私人投资者抛售的所有国债，SOMA持有的美债从1941年底的23亿美元激增至1945年底的243亿美元[4] - 1941年底至1945年，美国财政部共发行近2200亿美元债券，战后通胀失控，CPI同比从1946年1月的2.2%飙升至1947年3月的19.7%[4] - 1951年3月，美联储与财政部签署《财政部-美联储协议》，取消长端收益率目标[4] 1961年：“扭转操作” - 肯尼迪政府希望在不下调短期利率的情况下压低长期借贷成本，因美元与黄金挂钩，降息会加快黄金外流[5] - 美联储购入40亿美元五年期为主的长期国债，同时卖出短债，通过“卖短买长”压低长端利率[5] - 此项政策导致美国黄金储备下行趋势持续到70年代，且政策成效不显著，“卖短买长”无法改变由基本面驱动的长期利率趋势[5] 2000-2002年：“最从容”的一次干预 - 克林顿政府通过税改积累财政盈余，1998财年起连续实现财政盈余[7] - 美国财政部在2000-2002年间回购了675亿美元证券（平均每次15亿美元），核心目的是流动性管理、消耗账上现金盈余、降低债务付息成本[7] - 2000年初财政部宣布回购后，长端利率确实出现下行，但中信证券复盘指出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在“债荒”背景下（存量长债仅约0.64万亿美元）同时抢购推动的轧空行情，而非回购本身压低了利率[7] - 计量分析显示，回购操作对市场基准利率影响不大[7] 2011年：美联储的“扭转操作” - 与贝森特此次操作在机制上最接近，都是“卖短买长”、不扩表、压低长端利率[8] - 2011年9月21日，美联储宣布到2012年6月底购买4000亿美元剩余期限6-30年的中长期国债，同时出售等额3年以内短期国债；2012年6月又追加2670亿美元额度，延长至2012年底[8] - 整个扭转操作共购买6670亿美元长期国债，出售6340亿美元短期国债，结果是扭转操作短期有效，但无法改变由通胀、财政赤字等基本面驱动的长期利率趋势[8] 2023年：美财政部“最狼狈”的一次 - 2023年1月19日，美国联邦债务触及31.4万亿美元法定上限，财长耶伦宣布启动“非常措施”（暂停对公务员退休基金、邮政退休基金、外汇稳定基金等的投资），并警告“最早6月1日出现债务违约”[9] - 当时1年期美国主权CDS飙升至106-154bp，而2011年和2013年最危急时也不过80bp左右[9] - 美国财政部在2023年1-5月实现3623亿美元净融资，但规模远不能满足需求，因为同期联邦赤字7438亿美元，TGA账户减少3613亿美元[9] - 在《财政责任法案》达成前夕，财政存款仅剩495亿美元，不足以支付6月888亿美元的赤字[9] 贝森特操作的特殊性 - 主动干预：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评价贝森特“绝对是激进干预主义者”，其风格令人联想到对冲基金背景，上任以来已多次采取非传统操作，比如7月31日主导美国政府30年来首次购买日元[11] - 干预的目的不仅是维护市场：Credent Wealth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直言，提高回购规模“似乎是在中期选举前推动利率下降”[12] - 干预的“打脸”属性：贝森特2024年曾批评耶伦多发短期国债“扭曲了美国国债市场”，如今自己却通过“滚短债压长债”重蹈覆辙，从批评者到实践者[13] 市场机构评价 - 德意志银行策略师George Saravelos称贝森特此举“扭转操作来了”[10] - Evercore经济学家将其形容为“规模非常小的扭转操作”，并警告“如果这种有限的政策火力未能产生持续影响，这一做法甚至可能适得其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