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 - 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一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重要部署 [4] -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逐渐形成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外汇市场体系，外汇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经营主体基于商业原则自主参与外汇交易，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4] - 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 [4] - 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在疫情突发和2025年4月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乃至在极端情景下直接进行外汇干预，校正市场的“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尤其是非理性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 [5]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2026年7月，日元对美元一度贬至近40年低位，引发相关国家联合干预 [5] - 2016年起，中国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以更高的国际标准发布国际收支及相关外汇数据，持续提升发布数据的维度和频率；中国自2027年起将进一步向IMF报送外汇相关数据 [5] 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 -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 [6] - 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05年7月汇改的8.27元升值至当前的6.7元左右，累计升值23% [6] - 从多边汇率看，2005年汇改以来，国际清算银行测算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超5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5% [6] -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6] -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6.04-7.35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均在10%以上 [6] - 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 [6] - 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 [6] - 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7] 中国贸易竞争力与汇率的关系 - 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 [8] - 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持续研发创新能力 [8] - 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10-2014年升值10%、2020-2021年升值9%，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2.4个、2.8个和1.7个百分点 [8] - 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7%、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0.7个百分点 [8] - 过去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年均增长7.9%，2025年同比增速进一步升至11.4%，对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接近六成 [9] - 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9] - 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维护地区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保持了基本稳定 [10] -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 [10] 汇率与经常账户的关系 - 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 [11] -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1/35下降至2025年的1/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 [12] - 2014-2016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2022年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均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 [12] - 2026年上半年，韩国在AI发展热潮中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增长，但韩元却持续贬值，也主要受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期，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长，但日元亦持续走弱 [12] - 2025年有关国家发起关税战，中国面临的关税威胁一度最高，影响了市场预期，尽管同期中国保持较大规模经常账户顺差，但汇率依然承压 [13] - 近年来，日本、瑞士、德国等不少经常账户顺差国，本币汇率有所贬值 [13] - 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13] 国际均衡汇率评估方法 - 各模型依托不同的理论基础、数据来源、参数设定和计量方法，加上汇率影响因素复杂，测算所谓均衡汇率水平客观讲难度很大，不同评估结果差异往往较大，至今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共识性结论 [14] - 将IMF的外部平衡评估（EBA）结果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对汇率缺乏必要的专业认知 [14] - 外部平衡评估的主要定位是外部失衡分析工具，而非专门的均衡汇率测算模型，包括经常账户模型、实际有效汇率模型和外部可持续性方法三个模块 [14] - IMF评估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不应被曲解为对名义汇率的看法，实际有效汇率由名义有效汇率和国内外相对价格共同决定，更多反映的是一国经济供需关系等宏观和经济结构层面的影响 [15] - IMF对中国的政策建议主要是积极扩大内需等结构调整政策，而非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 [15] - 最新的外部平衡评估模型时间跨度40年、覆盖52个经济体，增大了样本数据量，模型在参数设定和计量检验上没有区分样本在时间维度和国别维度上的结构性变迁和差异 [16] - 现有模型调整变量后，评估结果会发生显著变化，说明模型的稳健性还可以进一步增强；模型残差值较大，说明模型无法解释的部分较高，整体解释力还有提升空间 [16] 全球失衡与共同行动 - 全球经济失衡是产业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各国投资储蓄缺口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顺差国或逆差国单方面的责任，需要各方共同应对 [17] - 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大致维持在40%上下，是当时第一大货物贸易顺差国 [17] - 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多次调整，经常账户顺差集中地由日本、德国向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再向中国、东盟等动态调整 [17] - 德国、韩国制造业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经常账户也长期保持顺差 [17] - 在单一主权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较长时期实施债务和财政扩张，支持高消费和低储蓄，并由此形成长期贸易逆差 [17] - 有的经济体能源成本长期高位运行，制造业成本高企，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监管政策僵化，创新与数字化投入不足，工业发展陷于路径依赖，削弱了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18] - 逆差国应着手进行财政整顿，提高本国储蓄率和产业竞争力；顺差国应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 [18] - 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引发“抢进口”，加剧失衡并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18]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全球经济平衡 - 2001-2007年，中国加入WTO后，有效扩大全球供给，抑制了全球通胀 [19]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大力度扩大内需，拉动全球经济、避免陷入通缩，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30%左右 [19][20] - 疫情期间，全球通胀一度高企，中国供应链体系保持稳定，为全球通胀回落和经济平衡持续贡献了中国力量 [20] -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值由2007年9.9%的峰值快速回落 [20] -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7%升至2025年的52%，有力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 [20] - 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21] - 坚持内需主导，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1] - 完善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注重科技创新，促进生产率提升 [21] - 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着力提高居民和家庭可支配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21] - 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球制造大国基础上加快成为全球需求核心市场，以中国大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 [21] - 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