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表现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收入下降1%至港币44.57亿元[5] - 股东应占净亏损为港币15.95亿元，每股亏损为港币1.17元[5] - 扣除物业重估亏损后，股东应占基本纯利减少43%至港币13.36亿元[5] - 董事会宣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港币1角9仙，与去年相同[5]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总收入为44.57亿港元，同比下降1.1%，其中内地收入为24.8亿港元，香港收入为19.77亿港元[34]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营业溢利为32.39亿港元，同比下降5.6%，其中内地营业溢利为16.18亿港元，香港营业溢利为16.21亿港元[34]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5.95亿港元，而2019年同期为盈利37.09亿港元，主要由于物业公允价值净减少29.31亿港元[34]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为0.98港元，同比下降42.7%，每股净亏损为1.17港元[34] - 公司2020年6月30日净债项股权比率为20.0%，较2019年底的17.3%有所上升[34]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总收入下跌1%至港币44.57亿元，营业溢利下跌6%至港币32.39亿元，主要受疫情影响[35]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股东应占净亏损为港币15.95亿元，主要由于物业净重估亏损港币29.31亿元[35] - 公司宣布派发2020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币1角9仙，与2019年持平[38] - 2020年上半年公司收入为445.7亿港元，同比下降1.1%[97] - 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亏损为18.46亿港元，同比下降130.7%[97] - 2020年上半年公司股东应占亏损为15.95亿港元，同比下降143.0%[97] - 2020年上半年公司每股基本亏损为1.17港元，同比下降143.0%[97] - 2020年上半年公司物业公允价值净减少48.05亿港元，同比下降335.6%[97] - 2020年上半年公司现金及银行存款为36.26亿港元，同比下降0.9%[99] - 2020年上半年公司投资物业价值为1628.16亿港元，同比下降3.2%[99] - 2020年上半年公司流动负债净值为22.79亿港元，同比增长83.3%[99] - 2020年上半年公司资产净值为1513.93亿港元，同比下降4.4%[100] - 2020年上半年公司股东权益为875.64亿港元，同比下降4.1%[100]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股东权益总额从91,294百万港币下降至87,564百万港币，主要由于本期亏损1,595百万港币和汇兑差异1,117百万港币[101] - 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净额为1,699百万港币，较2019年同期的2,399百万港币有所下降[103]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1,489百万港币，主要用于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1,530百万港币[103] - 2020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银行贷款及其他借贷所得款项为11,606百万港币，较2019年同期的10,221百万港币有所增加[103] - 公司2020年上半年已付股息总额为1,212百万港币，较2019年同期的831百万港币有所增加[103] - 2020年上半年公司非控股权益股息支付为1,111百万港币，较2019年同期的1,313百万港币有所减少[103] - 公司2020年6月30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693百万港币，较2019年同期的4,222百万港币大幅下降[103] - 2020年上半年公司人民币计价的股东权益总额从81,823百万人民币下降至79,965百万人民币，主要由于本期亏损1,469百万人民币[102] - 公司2020年上半年总收入为44.57亿港元，同比下降1.1%，其中租赁收入为39.48亿港元，同比下降2.1%[107] - 内地物业租赁收入为24.8亿港元，同比增长2.9%，香港物业租赁收入为19.77亿港元，同比下降5.7%[108]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5.95亿港元，而2019年同期为净利润37.09亿港元[108] - 内地物业租赁未计入物业公允价值变动的营业溢利为14.88亿港元，同比增长0.8%，香港物业租赁为14.75亿港元，同比下降9.4%[108] - 公司2020年上半年物业公允价值净减少48.05亿港元，而2019年同期为净增加20.39亿港元[108] - 公司2020年上半年利息支出净额为5000万港元，而2019年同期为利息收入3900万港元[111] - 公司2020年上半年内地物业资产总值为1287.23亿港元，同比下降1.8%，香港物业资产总值为695.07亿港元，同比增长3.4%[109] - 公司2020年上半年获得政府补助2100万港元，而2019年同期无此项收入[110] - 2020年公司税项支出总额为4.33亿港元，较2019年的7.34亿港元下降41%[114] - 2020年中期股息为每股0.19港元，与2019年持平，总计2.58亿港元[115] - 2020年特别股息和末期股息总计12.12亿港元，较2019年的8.31亿港元增长46%[116] - 2020年股东应占净亏损为15.95亿港元，而2019年为净盈利37.09亿港元[117] - 2020年投资物业及发展中投资物业的添置总额为13.28亿港元，较2019年的99.34亿港元下降87%[121] - 2020年6月30日公司现金及银行存款总额为36.26亿港元，较2019年底的36.60亿港元略有下降[123] - 2020年6月30日公司净债项为302.30亿港元，较2019年底的274.53亿港元增长10%[124] - 2020年6月30日应收账款总额为1.22亿港元，较2019年底的0.53亿港元增长130%[125] - 2020年6月30日应付账款总额为38.23亿港元，较2019年底的49.63亿港元下降23%[127] - 2020年6月30日公司股本为40.65亿港元，与2019年底持平[128]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3,380,000股股份期權因行使期限屆滿而失效[131] -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202,000股股份期權因終止承授人的僱傭而被沒收[133] - 2020年6月30日，公司總儲備為83,499百萬港元，較2020年1月1日的87,229百萬港元有所下降[134] - 2020年6月30日，公司保留溢利為81,208百萬港元，較2020年1月1日的83,949百萬港元有所下降[134] - 2020年6月30日，公司匯兑儲備為-3,083百萬港元，較2020年1月1日的-1,978百萬港元有所下降[134] - 2020年6月30日，公司投資重估儲備為69百萬港元，較2020年1月1日的68百萬港元略有增加[134] - 2020年6月30日，公司貨幣掉期合約的公允價值為41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67百萬港元有所下降[136] - 2020年6月30日，公司權益工具之投資的公允價值為106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105百萬港元略有增加[136] - 2020年6月30日，公司利率掉期合約的公允價值為19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0百萬港元有所增加[136] -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签约的资本承擔为42.36亿港元，已授权但尚未签约的资本承擔为196.06亿港元，总计238.42亿港元[139] - 公司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中，货币掉期合约及利率掉期合约的公允价值基于结算日终止合约时将会收到或支付的金额，并考虑当前利率和对手信用度[137] -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无重大差异[138] - 公司股份于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总市值为245.4亿港元[143] 香港零售市场 - 香港零售销售额因疫情较2019年下跌约三分之一[8] - 2019年访港旅客总数因社会动荡下跌逾14%，其中内地旅客占80%[8] - 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关系，访港旅客减少90%[8] - 2019年受社会动荡影响的六个月，香港零售销售额按年下跌20%[8] - 香港零售物业租金收入下降6%，内地租金收入以人民币计值上升8%，但受人民币贬值影响，实际增长为3%[15] - 香港和内地零售租户租金宽免金额占总租金收入的数个百分点，内地曾有三周仅收取基本租金的50%[15] - 香港旅游业因疫情和《港区国安法》影响，预计短期内难以恢复，内地旅客数量将大幅减少[27] - 香港作为转口港的传统角色因全球贸易放缓和内地港口直接交易而减弱[27] - 香港房地产市场因土地供应不足和政治干预导致楼价高企，发展受限[27] -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在2018年前的八年间年均增长不足3%，未来预计平均增长率为2%[27] - 香港经济四大支柱（旅游、贸易、金融、房地产）已大不如前，缺乏新兴产业替代[27] - 公司预计香港业务将受到极大影响，主要因香港自身乱局导致经济前景晦暗[26] - 香港社会需要经历“去政治化”过程，公务员应在无政治干预下工作[30] - 香港社会需恢复凝聚力，严格遵守《基本法》[30] - 香港需纠正教育制度、司法系统等错误，将骚乱肇事者绳之以法[30] - 香港土地供应不足并非根本问题，泛民主派出于政治原因阻挠土地出售[30] - 《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社会重现和平与理性[29] - 香港教育界被泛民主派主导，导致年轻一代反对北京[28] - 香港大多数市民接受北京对香港行使主权，愿意与北京和平相处[28] - 香港需依靠北京帮助以重现光芒[28] - 香港社会需从政治、社会凝聚力和纠正错误三方面改变[30] - 北京需保护《基本法》并确保法律妥善执行[30] 内地零售市场 - 天津恒隆广场关闭36天，无锡恒隆广场停业13天，导致第一季度业绩受影响[9] - 无锡恒隆广场过去六个月零售销售额增长13%，复苏强劲[9] - 上海购物商场4月零售销售额已超过去年同期，昆明新购物商场销售额计入后，上海以外购物商场销售总额与去年同期相若[9] - 次高端购物商场第一季度零售销售额同比下降近50%，第二季度下降20%[9] - 高端购物商场第一季度零售销售额跌幅少于25%，第二季度平均飙升50%[9] - 大连恒隆广场第一季度销售额同比下降38%，第二季度同比下降16%，预计明年下半年成为市内第一大高端购物商场[9] - 昆明恒隆广场已有17家顶级品牌开业，年底前将再有四家进驻[10] - 公司与多家国际顶级奢侈品牌签订或即将签订超过70宗租约，大多数计划年内开业的商户已进驻[10] - 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对内地零售租赁业务有利，内地消费者将更多留在本地购买奢侈品[11] - 公司零售租赁业务受打击，可能需要10年才能使租金回到2018年的水平[14] - 公司内地购物商场的客流量仍比去年同月低，但租户的奢侈品销售额已带头猛增[14] - 公司自2005年起几乎只投资内地，尤其集中于高端购物商场[14] - 公司在内地的许多购物商场因疫情导致内地人购买奢侈品只能在本地而受益[14] - 公司预计所有零售物业的客流量最终会回复到正常水平，但部分日常必需品销售可能转向电子商务[14] - 公司高端购物商场的高价商品不太可能转向电子商务[14] - 内地高端购物商场与次高端购物商场表现差异显著，上海物业租金收入上升6%，上海以外租金收入减少6%[15] - 公司预计未来市场环境受全球疫情、中美关系恶化及香港经济倒退三大事件影响，去全球化趋势可能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影响[16] - 香港作为转口港，需重新定位以应对去全球化趋势，尤其是服务中国内地经济[16] - 去全球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其经济起飞依赖出口主导的制造业和全球化进程[17] - 公司认为中国需进行内部调整以应对去全球化趋势，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7] - 公司在中国拥有世界级购物商场，位于发展蓬勃的城市中心，未来有望受益于中国消费驱动型经济[26] - 内地物业组合总收入增加8%至人民币22.46亿元，部分得益于2019年新开业物业[40] - 内地奢侈品销售自4月起大幅反弹，上海恒隆广场、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及无锡恒隆广场的零售额增长7%至17%[40] - 内地物业组合整体营业溢利增长4%，平均租赁边际利润率为65%[41] - 上海恒隆广场收入增长9%，零售额较去年同期上升17%[43] - 上海港匯恒隆廣場收入上升15%至人民幣4.53億元，第二季度零售額較去年同期躍升41%[44] - 瀋陽皇城恒隆廣場收入下降11%至人民幣8,500萬元，零售額較去年同期下降34%，租出率下跌八個百分點至83%[44] - 無錫恒隆廣場收入增長6%，零售額較去年同期上升13%，第二季度升幅達50%[45] - 天津恒隆廣場收入減少14%至人民幣8,000萬元，零售額下跌40%[45] - 大連恒隆廣場收入下降9%至人民幣6,700萬元，零售額下跌27%[45] - 昆明恒隆廣場租金收入為人民幣7,400萬元，主要奢侈品牌的零售表現已回升至疫情爆發前的水平[45] - 上海恒隆廣場辦公樓收入下降4%，租出率維持於96%[47] - 無錫恒隆廣場辦公樓總收入上升18%，第二座辦公樓租出率達33%[47] - 瀋陽康萊德酒店2020年上半年貢獻收入人民幣2,200萬元[48] - 公司預計2020年下半年內地物業將全面復甦，並將繼續錄得穩健的內部增長[73] - 公司將視乎市場狀況，繼續銷售香港已落成的住宅物業，並尋求出售非核心物業的機會[73] - 公司正在進行香港的兩個重建項目，並繼續物色發展機會[73] 中美关系与全球经济 - 中美关系恶化可能对内地零售租赁业务有利，内地消费者将更多留在本地购买奢侈品[11] - 公司预计未来市场环境受全球疫情、中美关系恶化及香港经济倒退三大事件影响，去全球化趋势可能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影响[16] - 香港作为转口港，需重新定位以应对去全球化趋势，尤其是服务中国内地经济[16] - 去全球化对中国内地的影响可能更大，因其经济起飞依赖出口主导的制造业和全球化进程[17] - 公司认为中国需进行内部调整以应对去全球化趋势，确保经济持续增长[17] - 美国和中国两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超过40%，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逾30%[18] - 全球80%的外科口罩在中国生产，突显供应链集中风险[18] -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1.4万亿美元，中国为14.3万亿美元[18] - 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手段遏制中国，但贸易并非主要目的，而是政治因素驱动[18] - 美国在5G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面临中国挑战，华为成为焦点[19] - 全球供应链依赖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为重要枢纽，重建供应链需数十年[20] - 中国加速向高增值产业转型，低附加值制造业已逐步外迁[20] - 全球供应链调整将降低经济效率，涉及巨额资金投入[20] - 中国工厂工人成本低、品质高，供应链整合对制造商有利[20] - 美国试图迫使盟友如日本跟随其供应链调整策略[20] - 美国可能通过3D打印和机器人技术重新成为制造业中心，但无法完全取代现有供应链[21] - 欧洲在战略产业（如电信、医疗设备和高科技）中的制造比例约为10%，其余仍依赖中国等地生产[21] -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可能导致政治风险加剧，甚至引发军事冲突[21] - 美国对中国学生的限制政策可能导致顶尖华裔科学家回流中国，影响美国科技竞争力[23] - 美国企业可能因政策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影响其经济收益[24] - 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全球领先，但未出现预期的社会变革，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中国屈服[23] - 美元的国际信心可能因美国财政不负责和道德领导力下降而削弱[24] - 美国盟友对其信任度下降，质疑其作为可靠盟友的能力[24] - 美国政策制定者忽视经济后果，可能损害其长期利益[24] - 美国试图通过国际联盟遏制中国，但此举可能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