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法治护航已刻不容缓。AI治理不能停留在道德呼吁或行业倡议层面，必须依靠法律的刚性约 束。我国《民法典》已经将自然人的声音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但在AI生成内容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还需要更多配套性的法律工具，明确利用AI搞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与追究路径。 《标识办法》正是这一法律体系的重要拼图。它不仅要求服务提供者明确标识义务，还规定互联网应用 分发平台必须在上架审核时核验相关材料。这意味着，从生产、分发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纳入法 律规制之下。未来，随着技术不断升级，相关法律也应保持动态调整的能力，避免出现"技术跑在前、 法律跟不上"的真空地带。 AI治理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应在法律层面提供明确的规范和边界，在技术层面推动标准制定与 研发支持，在伦理层面倡导负责任使用AI，在行业层面推动平台间协作。唯有法律、技术、伦理、行 业多维并举，才能真正形成既有"高压线"，又有"安全阀"的治理格局。 其次，政府机构监管需靶向升级。AI的进步不会等人，AI的治理同样必须"跑得更快"。中央网信办已在 全国范围内部署专项行动，对违规AI应用程序进行清理整治，推动平台提升检测与鉴伪能力。这种 从"技术源头"到"应用末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