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专访新中国首位藏族博士格勒，展现其个人从农奴之子成长为藏学权威的历程，并以此折射出中国藏学从边缘走向国际主流、重构全球话语权的蜕变过程 [1][3] 个人成长与时代背景 - 格勒出生于农奴家庭，童年家境贫寒，与家人挤在领主家走廊栖身 [1] - 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其家庭命运的转折点，全家分得领主新房，并得以实现读书识字的愿望 [1] - 在甘孜民族中学求学时，通过省下糌粑换《三国演义》连环画等方式，汉语水平突飞猛进 [1] - 196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藏语文翻译班，同年与母亲永别 [1] - 改革开放后，先后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业，在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系统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课程 [2] 学术研究与方法论 - 1985年带队在甘孜新龙县谷日村考古，发掘出被定为一级文物的核桃形双耳罐，其成果载入《新龙县志》并成为甘孜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2] - 其导师梁钊韬教授使其认识到藏学研究必须运用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不能闭门造车 [2] - 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开创性提出藏族文化“多元一体化”理论，论证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的密切关联 [2] - 近年甘南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证据，佐证了其关于“西藏高原是原始人类故乡”的大胆假设 [2] - 该博士论文英文版在瑞士国际会议上引发轰动，成为国际藏学界认知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 [2] - 从事藏学研究40余年，发表百余篇论文、10余部专著 [3] - 近年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提出“文化适应”理论，主张传统文化应择善而存 [3] 国际交流与话语权构建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参加国际藏学会，发现当时国际藏学界多由未到过西藏的西方学者发声 [3] - 作为首批走出国门的藏学学者，先后应邀赴欧美20余国访问讲学，讲述真实的、正在变化的西藏 [3] - 亲历国际藏学会议从西方主导到中国发声的转变，通过对比香格里拉幻想与农奴制真相的演讲打破西方偏见 [3] - 针对近年西方部分舆论对西藏寄宿制学校的质疑，以亲身经历阐释“三包政策”的惠民实质，并通过视频展示藏北民众的真诚认可 [3] - 面对数字化浪潮，推动藏学通过网课、社交媒体“破圈”，并多次与国外学者进行视频对话 [3] - 认为藏学成为显学，是因为中国学者用扎实的研究成果赢得了话语权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