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法规建设 - 完善文物考古法律法规体系，2020年修订《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22年颁布《成都市大遗址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 - 2024年联合多部门出台全国首个针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的工作机制，压实地下文物保护责任[1] - 全国首创土地出让考古前置"成都模式"，划定地下文物保护范围，将文物部门增列为土地出让决策审批单位，通过立法规定基建前须进行考古勘探[1] - 出台国内首个文物考古"容积率"奖励政策，规定规划确定保留的文保单位、文物建筑、重大考古发现不计入容积率和建设密度，该政策被自然资源部、国家文物局向全国推广[2] 考古工作成果与效率 - 五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调查勘探项目近7000项，涉及土地面积30余万亩，取得重要考古发现百余处，保障200余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该模式于2024年入选国家文物局优秀案例[2] - 取得丰硕考古成果，6项重要考古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列[2] - 发现王家堰、二道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将成都平原人类史提前至10万年前[2] - 实施古蜀文明保护工程，承担考古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金沙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入选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 科研能力与技术应用 - 近五年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27项，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出土木漆器保护重点科研基地，10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专利[3] - 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团队持续开展交流合作，包括联合美国哈佛大学开展"成都平原聚落考古调查和研究"项目，联合日本爱媛大学开展冶金技术研究项目[3] - 政府投资建成成都考古中心，将磁法电法、地理信息、三维扫描等多种高新技术应用于考古发掘全过程[3] - 高标准建设4500平方米的成都市考古标本库房，与4处考古工作站、8处整理基地构建"工作站+整理基地+标本库房"全链条工作体系[3] 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 - 通过"先考古、后出让"工作制度和"容积率"奖励政策等创新举措，有效解决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保护了蔡桥遗址、明蜀端王陵等重要考古发现[1][2] - 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邛窑遗址、宝墩遗址先后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华门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受到社会公众好评[3] - 举办"成都考古社教行"等社教活动300余场，服务民众达2.6万余人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