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攻性网络政策的演进与特征 -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特定国家授时中心实施了持续超过2年的网络攻击，通过植入恶意代码和利用零日漏洞影响其对通信、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服务支撑 [1] - 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系统化构建进攻性网络能力，包括1998年成立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2003年发布首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确立攻防结合思路，2010年成立网络司令部并赋予进攻性任务 [3] - 2018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提出“前置防御”理念，主张在威胁源头开展网络行动，标志着政策从本土防御、网络威慑转向进攻性行动 [3] 科技行业与国家安全的深度耦合 - 谷歌、微软等公司依据“棱镜计划”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数据，苹果公司曾被要求配合解锁特定设备，显示国家机器与科技企业深度绑定 [2] -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先进技术，并借助《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4] - 美国的技术限制使后发国家获取关键数字技术的成本增加30%以上，制造了新型的“数字鸿沟” [5] 网络行动的实施模式与全球影响 - 美国依托“五眼联盟”等情报协作机制，通过“星风计划”等跨国监控体系覆盖全球逾10亿用户，针对性监控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4] - 美国的政策已引发连锁反应，全球超过20个国家宣布组建或强化网络战部队，导致网络空间出现类似传统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军备竞赛趋势 [5] - 美国在网络空间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主动发起网络行动的行为体，又是国际舆论场中“网络威胁”的主要定义者，扰乱了国际网络安全对话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