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苗经济学与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差异 - 早苗经济学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安倍经济学以货币政策为主导，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强调货币先行以摆脱通缩，早苗经济学则将重心放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上[2][4] - 早苗经济学面临更强的内外部约束，其执政党国会席位占比为49.7%，远低于安倍时期的67.9%，且高市早苗的支持率为44%，低于安倍同期的60%[2][7] - 两者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截然不同，安倍时期全球处于低通胀、低利率环境，而高市时期需兼顾抑制通胀与金融稳定，日元汇率从安倍上任时的1美元兑84日元跌至150附近[13] 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路径 - 高市早苗计划推出一揽子刺激政策，内容包括电费燃气补贴、废除汽油税、增加中小企业补助以及推进半导体等产业投资，2025财年补充预算可能超过去年的13.9万亿日元[15] - 日本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财年的1.3%抬升至2026财年的2.0%左右，扩张幅度低于美国、德国、希腊，但高于法国、英国[2][16] - 财政刺激对经济的拉动效果预计小幅上升，对2026年GDP的拉动效果或在0.25%左右，小幅高于去年，2026财年日本实际GDP增速或从2025年的0.7%升至0.9%[3][19] 日本债务风险与财政空间评估 - 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但因外债占比低、债务久期长且主要由央行与本土机构持有，爆发债务风险的概率相对较低[24] - 2026年日本利息支出占GDP比例预计为1.5%，低于美国的4%、英国的2.9%和法国的2.2%，利息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为3.77%，同样低于美国和英国[24] - 截至2024年末，日本央行持有日债比例为45.5%，境外占比为14%，低于美国、法国、英国等国，股债汇三杀风险相对较低[24]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展望 - 日本央行加息已大幅落后于曲线，市场预期2026年将进行两次加息、累计50个基点，3月可能加息25个基点至0.75%，9月或再加息25个基点至1%附近，参考IMF预测终点利率或在1.5%附近[3][37] - 高市早苗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相对偏弱，其难以效仿安倍替换央行行长，现任行长植田和男任期至2028年，高市或仅能在2026年替换个别委员施加边际影响[32] - 高通胀和弱日元构成加息的双重约束，2025年春斗薪资增速最终结果为5.25%，为34年来最高，若日元延续走弱，日元贬值10%约抬升通胀0.3个百分点[34] 日本经济增速与结构展望 - 日本2025年实际GDP增速预计为0.7%，2026年或升至0.9%，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内需，私人消费预计温和升至1.1%[19] - 净出口在2025年因关税冲击拖累经济增长，2026年出口增速或加快至2.2%，对GDP的贡献恢复至0%[19] - 早苗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明确为危机管理型投资，强调对半导体、AI、生物、核聚变、防务等领域进行政府主导的投资，与安倍注重市场与规则改革的风格相比更具产业政策色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