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核心内容 -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1月24日签署名为“创世纪计划”的行政命令，宣称将开启美国AI主导时代的新纪元，白宫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和冷战时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相提并论，称为自阿波罗计划以来联邦科学资源最大规模的调动[1] - 该计划要求能源部主导建设一个整合全国科研资源的“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旨在将联邦政府的海量科学数据、17个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以及私营部门的AI能力纳入一个协调框架[4] - 该计划标志着美国政策取向的转变，从传统的“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自由主义路径，转向一种更倾向于政府主导、集中资源、设定任务目标的发展模式，与美国传统上对产业政策的警惕形成鲜明对比[3][5] 政策背景与驱动力 - 政策转变的深层驱动力在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自2017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来，将AI定位为国家战略优先事项，设定了到2030年成为全球AI领导者的目标，其国家资金大规模投入、央地协同的产业政策等模式对美国形成竞争压力[5] -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陷入意识形态与地缘现实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承认市场机制在技术创新中的局限性意味着对数十年自由主义经济共识的背叛，另一方面坐视中国在AI领域的赶超可能动摇美国在全球技术秩序中的主导地位[5] - 该计划是特朗普政府AI政策链条上的最新一环，此前在2025年1月签署了《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障碍》行政命令，同年7月发布了《赢得AI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创世纪计划”在官方叙事中被定位为该行动计划的落地执行[11] 资源投入与资金困境 - 该行政命令全文3400字，“视可用拨款情况而定”这一短语出现了四次，意味着这份被比作曼哈顿计划的蓝图没有承诺任何新增资金，仅能依仗现有的超级计算机、早已签署的私营部门合作协议以及国会此前批准的预算额度[6] - 与历史性科研投资对比鲜明：阿波罗计划期间，NASA的预算在六年内从5亿美元飙升至52亿美元，而“创世纪计划”缺乏明确的预算承诺[6][13] - 该计划的出台恰逢联邦科研预算遭遇大幅削减，根据2026财年预算提案，国家科学基金会面临57%的经费削减（从约90亿美元骤降至约4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被削减约40%（约180亿美元），NASA科学预算削减47%[14] 执行机构与潜在问题 - 计划将执行主导权交给了能源部，因其拥有独特的历史遗产与基础设施优势，包括17个国家实验室的强大科学研究基础设施集群以及联邦政府最庞大的科学数据资产[7] - 选择能源部主导也暴露出潜在问题，其核心使命与AI应用的广泛性之间存在张力，让一个主要关注能源与核安全的部门协调跨领域的AI科研整合，其组织能力与专业知识储备存疑[8] - 能源部与学术界、私营部门的关系模式与其他科研资助机构有显著差异，其运作模式更加集中化、任务导向化，当计划试图吸纳学术界与私营部门参与时，组织文化的差异可能成为摩擦来源[10] 执行挑战与人才瓶颈 - 计划面临巨大的执行挑战，其核心构想是建立一个整合全国科研资源的统一AI平台，涉及前所未有的跨部门、跨系统协调，行政命令设定了严格的时间表，但数据整合的技术与制度障碍巨大[16] - 公私合作的边界与利益分配问题关键细节缺失，计划高调宣布与英伟达、Anthropic、OpenAI、亚马逊、微软、谷歌、IBM等科技巨头合作，但合作的具体形式、权责划分、知识产权归属等均不明确[17] - 人才储备面临现实瓶颈，计划宣称将动员能源部旗下约4万名科学家、工程师与技术人员，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已导致联邦科研机构经历大规模人员流失，75%接受《自然》调查的科学家表示正在考虑离开美国[17] 政策矛盾与深层悖论 - 政策存在显著的自相矛盾，政府一边宣称要发动AI领域的“曼哈顿计划”，一边却在大幅削减基础科研的经费池，一边呼吁动员科学家投身国家使命，一边却在解雇联邦科研机构的员工[14][17] - 该计划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与长周期科研投入之间的根本张力，政治周期以四年为单位，有强烈动机追求短期可见政绩，而非承担长期科研投入所需的财政成本[19] - 计划缺乏政策确定性，没有新增预算、明确的执行路径和可验证的成功指标，仅有宏大的类比和空洞的承诺，与联邦科研预算削减形成刺眼的自相矛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