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陈经验”的起源与核心机制 - 发端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为解决村财务混乱、干群关系紧张等治理困局，于2004年6月18日选举产生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开创了“一个机构、两项制度”的村务监督新模式 [4][9] - 村监委会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行使监督权，有权列席村务会议、受理群众举报、对财务凭证进行稽核，并可要求村委会就监督事项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裁决 [1][9] - 监督范围覆盖村务全流程，“小到买一瓶墨水，大到工程招标，村里的所有账目，村监委会都要审核签字”，并每月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唱账”并张榜公布 [1][9] - 该模式实现了村务监督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的转变，使矛盾有了内部化解机制 [1][10] 实践成效与数据验证 - 后陈村村监委会成立后效果立竿见影，村招待费从2003年的十多万元下降到2004年的8000多元，村民信访量明显下降 [10] - 数字化赋能使“后陈经验”生命力增强，武义县运行的村级事务数字化平台已覆盖全县258个行政村，在线运行村务16.2万余项，审核村集体资金72.5亿余元，2022年以来在“三资”领域发起红色预警750起，党纪政务立案46人，挽回经济损失451.9万元 [12] - 学习应用“后陈经验”的绍兴市棠棣村，在村监委会全程参与监督下，集中发展花卉苗木产业，花木年产值超亿元，2024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4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13万元 [19] - 金华市在1688个城市小区推行类似的小区事务监督小组机制后，2025年小区相关投诉量同比下降59.88%，矛盾纠纷大幅减少 [22] 制度化推广与全国性影响 - 这一基层首创经验获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与亲自推动，被总结为“后陈经验” [4][10] - 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纳入其中，标志着这一基层创新正式上升为国家制度 [4] -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村监委会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和职责 [5] - 该经验已从浙江推广至全国，例如山西省孝义市下栅乡在行政村全部建立村监委会，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红光街赋予村监委会对重大决策的前置审核权，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则通过培训提升村监委会成员的履职能力 [22][23] 理论内涵与治理模式创新 - “后陈经验”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通了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环节，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撑 [1][18] - 在组织体系上，构建了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位一体治理结构，村监委会与村“两委”形成既协调又制约的运行机制，监督范围拓展至村务决策、工程建设等七大领域 [11] - 在制度规范上，金华市与武义县共同制定的《村务监督工作规范》成为浙江省地方标准，细化了7项监督内容和5种监督方式，建立了工作闭环 [11] - 在运行机制上，形成了程序性、时效性等“六维监督”工作法，并通过村务公开、重大村务听证等建立“四位一体”的群众监督网络 [11] 经验总结与未来方向 - 必须深刻把握“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在村党组织领导下系统谋划村务监督工作 [2][26] - 必须深刻把握“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这一核心方法，将基层创造作为推动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 [27] - 必须深刻把握“规范权力”这一主线，通过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确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27][28] - 必须深刻把握“改革创新”这一动力源泉，浙江多地已将村监委会监督范围从管“三资”拓展至对村干部履职效能和作风的评议监督 [28] - 必须深刻把握“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追求，将强化监督作为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以高效能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