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正从财务因素的补充转变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正从被动的披露合规转向主动的“影响管理”和“实质创造价值”[2][4] - 中国市场在ESG领域取得真实进步，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企业实践不断深化，呈现基于内生需求的稳固发展态势[4][7][15] - 区分ESG投资与影响力投资至关重要，前者关注企业自身的ESG风险敞口，后者则要求评估企业活动产生的可衡量的额外积极影响[8] - 良好的公司治理（G）是环境（E）和社会（S）议题的基石，董事会效能与高管薪酬同长期目标的绑定是关键[12] - 投资机构通过设定SMART目标的积极企业参与和代理投票，推动企业做出实质性改变[14] - 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建议包括改善投资者沟通时效性，并从“双重重要性”原则出发，启动可量化的影响评估[17] ESG发展现状与趋势 - 国内ESG体系构建起步较晚，但近一年多来不同部门陆续出台新政指引，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也在酝酿后续政策[2] - 政策目标明确：到2027年，国家部委将陆续出台国内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及气候相关披露准则；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要基本建成[2] - 中国A股市场ESG进步显著，与“新国九条”、交易所ESG披露指引及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等顶层设计高度吻合[7] - 中国企业不再只满足于提升MSCI评级（领先评级公司数量从“十三五”末的2家增至54家），开始追问产品与运营的实际影响[4] - 全球市场出现“反ESG”潮流，但中国市场呈现不同图景，政策持续加强、基础设施进步、企业实践深化，内生驱动更为稳固持久[15] ESG投资方法论辨析 - 传统ESG投资主要关注企业自身的ESG特征或风险敞口，例如公司的碳排放管理，以评估其“体质”和抗风险能力[8] - 影响力投资更进一步，要求评估公司的产品、服务或运营对社会或环境产生的、可衡量的额外积极影响，需严谨的“变革理论”逻辑模型证明[8] - 全面评估公司气候影响需结合负面影响（“碳足迹”，包括范围1、2、3排放）与正面影响（“碳手印”，即避免的排放）[8] - 许多公司仍停留在展示“ESG风险”阶段，尚未系统性地评估和报告其“实质性影响”[9] - 从合规披露走向产生实际正面影响是一个自然的进化阶段，需要时间[10] 实质性议题的行业差异 - ESG分析必须因行业、企业而异，同一议题下可能同时存在机遇和风险两个维度的实质性课题[11] - 以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为例：实质性议题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产生“范围4”避免排放的机遇，以及实体资产面临极端天气等气候物理风险[11] - 以电动汽车制造商为例：实质性议题包括避免排放的机遇，以及延伸至供应链（如钴矿开采的劳工权益）的社会层面风险[11] - 治理是基石，公司治理的披露和实操在中国市场仍有提升空间，重点关注董事会的技能与有效性，以及高管薪酬与长期目标的关联[12] 不同类型企业的ESG实践特点 - 央企、国企在ESG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特点是合规性强、披露纪律严格，在关键指标披露上走在前列[13] - 央企、国企与中小股东特别是国际投资者的主动沟通和互动，相对而言还有深化空间，需更频繁、透明的沟通以建立信任[13] - 国际投资者（如瑞士百达资产管理）的角色是“催化剂”，通过积极的股东参与（企业对话、代理投票）将国际经验与标准带入中国公司，驱动长期价值创造[10] - 瑞士百达的主题与影响力投资策略管理着超过700亿美元的资产[3] 投资机构的推动策略与投资布局 - 投资机构主要依靠代理投票和积极的企业参与来推动企业实质性改变[14] - 企业参与需设立SMART目标（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有时限），例如就生物多样性议题与公司进行为期三年的阶梯式沟通与目标设定[14] - 在投资布局上，不追逐短期热点，而是分析根本性需求与解决方案，例如针对AI的能源需求，布局整个清洁能源生态系统[16] - 投资组合采取多元化布局，涵盖低成本光伏和风电制造商、电网升级、终端能效市场、储能技术及半导体价值链等，以捕捉多重驱动因素并保持韧性[16] 对上市公司的核心建议 - 具体建议：改善与投资者的沟通时效性，尤其是股东大会相关材料的披露，避免因通知仓促导致国际投资者被迫投反对票或弃权票[17] - 广泛建议：从“双重重要性”原则出发，启动影响评估，不仅评估外部因素对财务的影响，也系统评估公司经营活动对外部环境和社会的影响[17] - 为公司最重要的实质性议题（如碳减排、乡村赋能、员工福祉）设立可量化的影响目标，并追踪报告进展，以超越ESG评分游戏，迈向长期价值创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