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基调与2026年重点工作 - 2025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会议强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营造良好环境 [2][13] - 会议明确2026年重点工作之一是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并助力把握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动态平衡 [2][14] - 会议提出要坚定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并建立在特定情景下向非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性安排，这一新提法引发市场关注 [2][14][15] 流动性支持机制聚焦于非银金融机构的原因 - 全球金融结构关键变化在于风险与杠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市场型金融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结构性脆弱点集中在杠杆、期限错配、流动性错配及与银行体系的深度互联，这些因素会在压力下放大冲击 [3][16] - 在国内市场，券商、基金、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等非银金融机构是股债市场的重要持有人与交易者，占比很高 [3][16] - 非银金融机构融资更市场化、更易受回购市场“折扣率、保证金和期限”变化影响，在波动上升、赎回出现、保证金追缴时，往往更快进入“不得不卖”的被动卖出状态 [3][16] - 非银金融机构（如资管公司、信托等）目前管理着数十万亿元资产，在债市、股市、衍生品市场扮演重要交易角色，其业务常涉及期限、信用、流动性转换，天生易面临流动性风险 [4][17] “特定情景”的定义与特征 - “特定情景”描述的是一类可触发的“市场状态”，而非指向某一特定资产或风险事件 [5][19] - 特定情景通常具备几个共同特征：价格跳跃（波动急剧放大、买卖价差显著扩大）、融资突然收缩（回购融资折扣骤升、期限骤短、额度枯竭）、被动抛售主导（为续命而卖出）、以及跨市场传导形成链式放大 [6][20] - 此类情景的棘手之处在于往往始于“流动性断裂”而非“基本面崩盘”，一旦融资链条断裂，流动性问题会迅速演绎成价格问题，再演绎成信用问题 [6][20] 机制性安排的性质与国际参照 - 该机制性安排并非直接投放资金，而是通过互换等机制，让非银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获得更高流动性的资产，以改善融资条件、缓解流动性约束 [4][18] - 该安排首次以清晰方式将非银金融机构流动性问题纳入金融稳定工具箱，路径高度技术化、制度化，目标不是改变资产价格，而是确保压力环境下融资链条不断裂、交易机制能运转 [4][18] - 该安排接近国际政策工具演进方向，即央行在市场型金融占比上升后，需要建立一种“最后流动性支持”，在市场功能濒临失灵时为关键参与者提供抵押融资或临时流动性安排，目标是恢复市场运转而非托举价格 [7][21] - 国际参照包括美联储2020年3月设立的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向一级交易商提供最长90天的抵押贷款）和英国央行的应急非银行金融机构回购工具（在严重金边债市场失灵时启用），两者共同点在于避免市场“不能交易”，防止系统性踩踏 [7][21] - 该机制性安排是为市场型金融在极端情景下的流动性需求建立一条可触发、可定价、可约束的后备支持机制，可视为面向非银金融机构的“最后流动性支持框架”雏形 [8][22] 机制性安排的目标与宏观意义 - 流动性支持不等同于货币宽松或改变市场方向，它是一种只在特定情景下启用的后备支持机制，目标是维护市场基本功能，防止流动性问题放大为系统性失序，同时兼顾对道德风险的约束 [9][23] - 央行真正要防范的是融资链条在压力中突然断裂，防止流动性枯竭导致的被动抛售脱离基本面逻辑，迅速向信用与预期层面传导 [9][23] - 该安排与“内需主导”、“稳预期”等政策方向休戚相关，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是内需修复、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前提，其价值在于让市场相信在极端情景下体系仍有工具和边界，从而稳定预期 [9][24] - 该机制性安排标志着宏观调控从“刺激强度”转向“运行韧性”，从短期应对转向制度安排，是把确定性留在制度之中的宏观叙事重要变化 [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