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24年6月至11月联合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效净化了金融市场生态，维护了金融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1] 打击行动成效与规模 - 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发起集群打击近60次，立案查处金融领域“黑灰产”犯罪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 [1] - 截至11月末，金融监管总局系统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4500余笔，涉及金额超210亿元；指导督促金融机构报案1700余起，涉及金额超170亿元 [3] - 上海金融监管局联动公安等部门发起集群战役15次，破获银行保险领域“黑灰产”案件117起，摧毁犯罪团伙4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70余名 [11] - 广东省公安机关侦破各类金融领域“黑灰产”案件29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90余个，涉案金额21亿元 [10] 金融“黑灰产”的主要特征与挑战 - 运作模式产业化：已形成包括虚假广告投放、提供“对抗”教程、伪造证明、代为谈判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 [7] - 从业人员职业化：部分职业律师和催收机构专业人员加入“反催收”等团队，产生了职业投诉人、代理人 [7] - 作案手段隐蔽化：利用新技术和智能生成工具，识别发现难度大，“反催收联盟”、“职业背债”等新形态迅速扩张 [7] - 行为辨识难：借助网络技术，产品多层嵌套，身份识别难，犯罪手法翻新，国际化趋势明显 [8] - 性质认定难：法律关系复杂，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打政策“擦边球”，运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8] - 信息追踪难：利用新媒体平台引流，通过点对点或专属群诱导客户，传播呈网络化趋势 [8] - “代理维权”类案件特点：犯罪团伙组织化、专业化，设计复杂“服务”与合同陷阱；名为“解债”，实为通过庞氏骗局“骗新还旧”；迷惑性大、发展迅速，单个案件两年内在全国28个省份吸纳客户超万人次，涉案金额达9亿元 [9][10] 监管与执法的主要策略与措施 - 突出靶向清理、精准研判：聚焦贷款非法中介、保险非法代理退保、信用卡不正当反催收等重点方向，开展专项集中研判 [2] - 突出集中攻坚、打深打透：强化跨机构、跨行业、跨地区延伸调查，深挖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人员链，实现全链条打击 [2] - 突出行刑联动、衔接高效：强化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清算组织协作，整合监管、产业和警务数据，健全线索跨部门通报机制 [2] - 突出执法规范、成效稳固：坚持依法办案，固化侦查工作规范，实现类案统一证据标准 [2] - 突出源头治理、长效长治：针对集群打击发现的制度漏洞和风险治理短板，累计发送“公安经侦建议函”39份，压缩不法中介活动空间 [3] - 从“分兵作战”转向“齐抓共管”：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制定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规定，夯实联合执法制度基础 [3] - 从“常态排查”转向“靶向惩治”：通过监管大数据平台自主建模分析、深挖线索，推动集群打击工作专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在“零报案”“零投诉”情形下发现并移送多起涉案金额亿元以上的重大案件线索 [4][5] -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累计发布各类风险提示、公开声明或联合倡议书超1100份；指导协同处置非法引流广告、律所违规等行为；针对入罪难问题组织六场座谈；累计与各级公安、检察机关会商1900余次，开展专题调研400余次 [5] - 从“末端处置”转向“溯源治理”：联合发布典型案例，相关新闻稿件在总局官微浏览量10万+；系统累计开展线上线下专题宣教活动1700余次，通过媒体发布相关报道或专访300余次；优化监管政策，激励金融机构自查自纠 [6] - 强化类案研究，明确认定标准：推动研究形成非法中介的行为界定标准和司法移送标准 [8] - 深化技术应用，构筑智能防线：互通数据信息，对职业代理人等进行群体画像，做好异常特征筛查 [8] - 构建协同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异常机构名单共享机制，进行联合惩戒 [8] - 加强普及宣传，提升公众素养：定期公布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合法维权 [8] - 上海地区主要做法：实践一套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印发5份机制性文件；打造一套数智化防控系统，构建“黑灰产”模型组；统一线索移送模板和证据标准，召开200余场研判会，向公安机关移送近900条重点线索；联合破获重点案件并挂牌督办，联合发布27个典型案例；构建综合治理体系，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指导建立“退旧投新”信息核查系统等 [11][12] 对金融机构的指导与未来监管方向 - 金融机构防范措施：强化源头防控，规范合作机构管理，优化投诉分类处置与考核政策；加强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风险识别能力；转变经营理念，树牢正确三观，提升自主获客能力，核心服务功能不得外包 [11] - 金融监管总局下一步措施：2026年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保持“公安+监管”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发挥执法乘数效应；推动完善制度机制，研究制定证据移送标准，提出立法建议，健全金融法治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