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全球战略 - 美国政府推行极端单边主义与联盟重构，延续并极端化退群毁约，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美欧战略互信跌至冷战后新低[2] - 在区域干预上推行“门罗主义2.0”（即“唐罗主义”），以军事干预威胁拉美国家，同时暂停援乌并强推和谈，在涉台问题上推进巨额对台军售[3] - 军事战略呈现收缩态势，将资源从中东、欧洲撤回，聚焦西半球和“印太”区域，导致局部局势进一步恶化[3] - 系统性退出或停止支持大量国际组织，被解读为对多边主义的进一步弱化，不愿提供全球治理所需的公共物品[4] - 对盟友更强调对等与负担分担，以经贸和安全捆绑方式推动盟友向美国对齐，导致同盟关系工具化[4] - 2026年施政优先级将聚焦“西半球优先”进一步落地，包括更强的“移民外包”、禁毒执法外溢以及排挤域外力量[13] - 推行“唐罗主义”，试图通过控制油气、关键矿产、港口航运等关键资源链条，以及政治安全捆绑施压来强化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15] - 美国的世界角色进入收缩型霸权期，践行本土优先与选择性介入，加剧全球治理失序，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18] 经济与贸易政策 - 推行对等关税与“去全球化”、“友岸外包”，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导致物流与生产成本上升，关税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消费者承担，推高国内物价[3] - 签署“大而美”法案，实施万亿级减税并扩大油气生产，削弱清洁能源补贴，预计未来十年将新增3.3万亿美元赤字[3] - 频繁干预美联储独立性，动摇了美元霸权的信用[3] - 关税冲击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急转弯式的关税实践对全球供应链预期、企业投资与市场波动造成明确的负面扰动[4] - 2026年将继续把经贸工具安全化，使用关税、对等贸易和供应链重构作为谈判杠杆，并绑定商业条件和安全条款[14] - 将推动盟友在军费、产业链和出口管制上与美国对齐[15] - 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不买账，基于错误认知的政策长期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且地区国家的主权反弹会提高合作成本，使获取经济利益的核心构想趋于破灭[16] 内政与社会治理 - 设立由企业家马斯克牵头的政府效率部，裁撤约30万联邦雇员，大幅削减教育部、环保署等机构预算[8] - 因预算谈判破裂，美国政府经历长达43天的历史最长停摆，公信力跌至低点[8] - 移民政策极端化，实施史上最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并授权在边界使用致命武力，导致农业、建筑业劳动力短缺，预计未来可能缩减美国GDP约1-4.9%[8] - 削减联邦教育部职能，推动普遍私校选择权，废除涉及性别平等的保护条款，加剧“红州”与“蓝州”对立及社会价值观冲突[9] - 边境管理军事化成为社会冲突放大器，随着枪击事件发生，移民议题暴力化可能是未来主要趋势[9] - 国家治理结构变更特点是行政权扩张和机构再造，通过行政令将决策权力极大化向总统集中，引发关于总统权力边界和国家稳定性的持续争论[9] - 推进反DEI政策，在军队、高校和文化机构中清理相关要素，使社会文化冲突更容易被政治动员，加剧基于身份和文化的撕裂[10] - 执政呈现“推土机式治理”特点，具有强行政主导和民粹化治理特征，政策对抗性和撕裂性高，公共信任与社会和解能力在下降[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