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中美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技术理念、科学观及文明理念等深层分歧，未来全球AI治理需通过多边合作制定共同规则，以避免割裂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1][5][7] 中美AI发展路径分野 - 技术理念差异：美国AI发展依赖“暴力计算”或“大力出奇迹”路径，依靠硬件（芯片）堆积 [5] 中国则倾向于“巧力计算”路径，代表如DeepSeek，注重发掘编程能力而非单纯硬件堆砌 [5] - 科学观分歧：美国主流计算基于“物质学科范式”，沿用传统数理化科学体系指导AI，但该思路已受到业内权威人士（如杨立昆）的批判 [6] 中国科学家则指出可能存在向“信息科学范式”的转型，认为信息具有不同于传统实物的特殊规律 [6] - 战略与伦理侧重点不同：美国战略体现为“小院高墙”，强调精英领先 [7] 中国更强调合作共赢与生态合作 [7] 在技术与伦理关系上，美国侧重技术自由主义，中国则更考虑将伦理嵌入技术设计 [7] “小院高墙”政策的影响与创新驱动 - 政策效果有限：“小院高墙”政策存在漏洞（如H20芯片已放开），且过度封杀对美国自身并不划算 [10][11] - 激发自主创新：美国的限制政策反而统一了中国内部的认识，激发了自主创新的精神 [11] 文明理念与AI形态的深层分歧 - 理性基础差异：西方文明强调“工具理性”，可能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 [12] 东方文明（中国）更强调“生态理性”，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亲和” [12] - AI形态分化：不同的理性基础可能导致AI发展出两种形态：一种是机械的、缺乏人文温度的人工智能；另一种是具有“生命力”、实现人与物融合的人工智能 [12][13] - 底层逻辑相同：尽管路径不同，但中美AI底层的算法逻辑是一致的 [13] 全球AI治理与规则制定的紧迫性 - 共同利益与割裂风险：中美在标准和协议制定上有共同利益，若不合作，未来可能像6G技术一样出现标准割裂，导致用户群体分化，对各方均造成伤害 [14][19] - 规则嵌入的必要性：AI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需要将人类规则嵌入技术体系架构，确保人的主导作用，例如自动驾驶中的伦理决策规则 [18][19] - 合作态度：中国对全球合作持开放态度，但同时也做好“两手准备” [20] AI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发展前景 - 中美发展侧重不同：美国AI发展目标聚焦于研发“终极通用人工智能”，但存在科技巨头内部循环、技术与应用脱钩的问题 [20] 中国AI发展更注重产业应用和实用性路线 [20] - 影响与可持续性：中国因注重应用，其AI发展可能更具可持续性，甚至可能出现美国研发技术而中国获得商业收益的情况 [20] 美国企业对通用人工智能方向也存在内部怀疑 [20] - 未来路径：技术发展需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关键在于是否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以形成合力 [20] 具身智能、本地智能等方向是对通用人工智能的一种对冲 [20] 最终，技术应为人服务，人的主导性最为重要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