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反通胀力量 - 尽管2025年持续存在对通胀加速的担忧，但八项影响因素导致工资和物价增长放缓，并表明去年的反通胀趋势将在2026年持续[4] - 八大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普遍走弱、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急剧放缓、货币政策比普遍认知的更紧缩、财政政策意外收紧、非AI领域制造业工厂闲置、主要海外经济体经历停滞、关税长期抑制需求和通胀、以及AI在周期性和长期性上均具有反通胀作用[4] 劳动力市场疲软 - 美国失业率在2025年末升至4.4%，高于2024年末的4.1%和2023年的周期性低点3.4%[8] - 更广泛的失业率从1月的7.5%跃升至12月的8.4%，原因是全职工作机会不足，许多人转向兼职工作[8] - 2025年，高乘数效应的制造业部门减少了68,000个工作岗位，且下半年连续八个月下降[8] - 基于季度就业和工资普查数据，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的十二个月内，薪资就业增长被高估了73%，实际月均增长仅约35,000人，远低于最初报告的月均约180,000人[9] 消费能力减弱 - 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于国内总收入，连续十二个季度出现偏差，2025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飙升至4.3%，而实际GDI增长率放缓至2.4%，突显了脱节[10] - 2025年第三季度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零增长，2025年前三季度年化增长率仅为1.4%，较2024年的2.5%大幅下降[11] - 个人储蓄率在第三季度降至仅4.2%，为实际个人消费支出3.5%的增长率提供了资金，但实际储蓄率可能更低[11] - 消费者进入2026年时财务状况极其疲弱，2025年减税带来的大额退税可能主要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消费[12] 货币与信贷条件紧缩 - 2025年，剔除对非存款金融机构的贷款后，商业银行贷款和租赁名义上几乎未变，资金流向了私人信贷和私募股权等高风险领域[13] - 尽管自2024年9月以来美联储已降息175个基点，但优质信用卡利率仍高于21%，小企业管理局贷款利率起点为10%-12%，高风险借款人的利率几乎没有变化，违约和破产增加限制了信贷可用性[14] - 2025年，实际全球美元流动性下降了8.3%，为连续第四年下降，而通常年增长率为10%[20] - M2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从峰值急剧减速，表明银行体系外信贷条件收紧[20] 财政政策与关税影响 - 截至2025年12月的十二个月内，美国预算赤字总计1.7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2.0万亿美元减少了0.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下降约0.6%[21] - 关税收入贡献了赤字削减额的62%[21] - 一项对150年关税政策的研究发现，历史平均关税率每提高四个百分点，通胀会降低约两个百分点，失业率会上升一个百分点，关税冲击通过抑制总需求来发挥作用[27][28] - 2025年的关税上调强化了2026年通胀率下行的路径[28] 产能闲置与海外停滞 - 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均从2021-22年的峰值下降，中国存在严重的过剩产能，其国内消费占GDP比重较低，激烈的竞争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并导致国内价格持续下跌[26] - 2025年卡车和铁路货运量大幅下降，综合降幅可能高达5%，表明传统行业表现疲弱[26] - 标普全球欧盟采购经理人指数疲软，也暗示其传统行业出现下滑[26] 人工智能的反通胀效应 - 企业从劳动力转向AI被广泛认为是反通胀的[29] - 与蒸汽船、铁路和互联网繁荣类似，AI可能因巨额前期投资、利润实现延迟和快速扩张，导致产能远超短期需求，引发价格下跌和“债务通缩/反通胀”，从而成为额外的反通胀力量[30][31] 通胀展望与债券收益率 - 过去四个季度，非农部门劳动报酬增长显著放缓，生产率稳步提升，将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限制在仅1.2%[32] - 由于劳动力约占生产总成本的70%，这一趋势强化了持续的反通胀力量，并预示着2026年通胀预期将进一步缓解[32] - 长期国债收益率下降的前景因此变得更加可能[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