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分析 - 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以《大而美法案》为核心，采取减税扩支组合，大幅增加军费及边境安全开支，并将联邦债务上限从36.1万亿美元提升至41.1万亿美元，增加了5万亿美元 [2] - 政策导致财政赤字达4万亿美元，但经济年均增速仅0.03个百分点，失业率创十年新高，底层收入被挤压 [2] - 2025年美国制造业流失岗位超过8.6万人，成为就业拖累的重要来源 [3] - 2025年美国CPI在2.3%—3.0%区间剧烈震荡，核心通胀最终维持在2.6%，持续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属于成本推动型通胀，核心引擎是政府的关税政策与供应链扰动 [3] 美国国内政策评估 - 美国政府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进行机构改革，但实践呈现政治逻辑，以“效率”之名行权力再分配之实，导致治理能力折损、政策执行碎片化与制度信誉流失 [4] - 移民政策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重启边境墙、扩大军事化执法和全面收紧合法移民渠道实现强硬转向，导致农业、建筑等行业因移民劳动力骤减面临用工压力，劳动力增长放缓拖累经济潜力 [5][6] - 社会文化政策方面，政府终止所有联邦层面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项目，撤销多元化官员职位、取消相关资助与合同，并对提供DACA学生奖学金的高校展开调查 [7] - 政府对执法暴力的纵容有目共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街头、居民家中甚至法庭内实施抓捕，导致人员“被失踪”成为常态 [7] 美国外交政策审视 - 美国对其盟友体系的治理逻辑从“合伙制”转变为“合同制”，更加强调交易化和成本化 [8] - 在北约框架内，美国强化以军费分担为核心的责任对价，在2025年6月海牙峰会上，北约盟国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GDP的5% [8] - 在“印太”方向，美国对盟友同样强调负担共担，韩国在既有驻军费用分担安排下仍面临美方加压与关税威胁的双重信号 [8] - 在俄乌问题上，美国政府更强调以结果为导向的停火交易并减少投入，通过施压乌克兰与欧洲承担更多成本，引起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长期可靠性的疑虑 [8] - 美国国内财政赤字与社会分裂加深，是推动盟友关系重构、要求盟友承担更多成本的内在原因之一 [9] - 美国以“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2026年伊始，在马杜罗已对美“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总统马杜罗夫妇 [10] 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态 - 特朗普政府以MAGA为话术纽带，将保守派、民粹势力、科技右翼等群体暂时捆绑，但联盟内部因根本矛盾诉求无法调和而出现撕裂 [11] - 政府在移民、教育等议题上采取排他性政策，在外交和经济领域强调单边保护主义，进一步放大了两党的极化趋势，使政治极化从阶段性现象演变为结构性新常态 [11] - 白宫通过大规模恢复并执行“F条款”(Schedule F)，将成千上万职业技术官僚定义为“深层国家”的敌人并予以清洗，剥离了行政体系的专业弹性 [12] - 司法与立法的传统制衡功能在党派恶斗下已名存实亡，法治面临被工具化为“政治武器”的风险 [12] - 蓝州与红州在堕胎、教育、枪支等核心议题上的法律鸿沟持续扩大，极化演变为基于身份认同的冲突 [13] - 2026年中期选举将演变为一场关于“谁有资格定义美国”的生存之战 [13] - 随着制度性宣泄渠道堵塞，街头政治与极端抗议的风险显著上升，美国可能进入政府频繁更迭、政策朝令夕改、社会长期低烈度动荡的周期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