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的起源与性质 - 厘金首创于1853年，最初由刑部侍郎雷以鍼在扬州仙女庙设立厘卡，对米行实行“百钱抽一” [1] - 曾国藩将厘金制度推广至湘、鄂、赣、皖等湘军控制区，建立了“厘金-湘军”共生体系，颠覆了清廷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 [1] - 厘金分为官府厘金和湘军厘金两类，湘军厘金占大头，税率高达20%，税源扩大至日用百货，其收入专供湘军兵饷军需，占比超过70% [1] 湘军厘金的运作机制 - 湘军通过厘金实现财政独立，厘卡每月向湘军输送白银30万两，曾国藩借此将军队扩充至12万人 [2] - 湘军设立“三重厘卡网”：在商品产区抽1%的“产地厘卡”，在流通途中抽2%的“途中厘卡”，在销售地抽1.5%的“销售地厘卡” [2] - 形成了“兵厘共生”机制，厘卡随军移动，兼具收税和军事功能，例如1858年在九江设沿江厘卡12处，1861年在安庆新增皖南厘卡23处，每卡驻勇丁30-100人 [2] - 采用商人承包制，由大商贾承包区域厘金征收权，向湘军缴纳定额后超额部分归己，形成“军-商分利”结构，并放任将领涉足商业如盐运，年获利数十万两 [2] 厘金对主要商帮的差异化影响 - 厘金对各大商帮的盘剥率不同：徽商为23%，江右商为35%，晋商为18% [3] - 晋商因背靠权力，核心业务是票号和北方边境贸易，与清廷关系密切，且远离厘金重灾区，受影响较小 [4] - 徽商利用其与官僚体系的紧密联系，将业务向受保护程度更高的盐业转移，因官盐领域的厘金相对固定且可控 [4] - 江右商缺乏高层政治庇护，其核心通道赣江-大庾岭商路成为厘卡重灾区，35%的盘剥率吞噬了其大部分商业利润，被迫寻求激进转型 [5] 江右商的困境与转型 - 江右商面临地理位置“诅咒”、主业模式“脆弱”（经营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易被盘剥）、以及路径依赖“断绝”的三重困境 [6] - 为求生路，江右商选择“到上海去，挂‘免厘旗’”，通过依附洋行缴纳2.5%的子口税，来摆脱高达35%甚至更高的厘金盘剥 [7] - 这使得江右商成为最早实现深度、规模化、系统性买办化的商帮，其买办化是内向的、逃难性的，目的是为了不被厘金制度扼杀 [7][16][17] - 江右商的转型导致其从独立商人沦为洋行的买办或代理人，加速了其买办化进程 [8] 经济地理的重构 - 江右商的商路转移导致传统赣江-大庾岭商道萎缩，商品流直接向上海等通商口岸汇集 [8] - 上海租界因享有治外法权成为“避税天堂”，不仅外国商品，中国本土商品也流入上海挂洋名再销内地，使上海迅速崛起为国际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 [9] - 长江水道因厘卡林立而“梗塞”，江西境内厘卡密度为全国之冠，有“五里一卡，十里一局”之说，赣江流域设卡超过80处，占全国总量近10% [9] - 全国厘卡最高时有3000余处，1860-1864年间，江西的厘金收入为湘军提供了3850万两白银，占同期湘军军费的一半 [9] 厘金对江西经济的摧毁性影响 - 过重的厘金税负使江西商品失去价格优势，例如铅山纸张售价较浙江同类产品高出15% [10] - 至清末，江右商全面溃败：景德镇瓷器出口量不足此前1/3，河口纸张作坊倒闭率超过70%，樟树药材市场被陕西商人瓜分 [10] - 一个“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年”的商帮就此衰落 [10] 政商博弈与制度异化 - 曾国藩在江西设省际厘卡，实行“越境抽税”，引发了与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激烈矛盾 [11] - 江右商曾进行抗争，如樟树药商在1862年集体罢市三个月，但最终失败，转而主动捐银十万两以换取免税特权 [11][13] - 商人的应对策略从集体抗争转向寻租合作与制度套利（如宜春麻布商伪造“粤商”身份），标志着独立商业团体蜕变为依附于厘金制度的寻租分利集团 [13][14] - 曾国藩在公文中称赞商人“急公好义”，在私信中却骂他们“奸猾甚于粤匪”，体现了其“阳儒阴法”的实用主义策略 [11][12] 理论启示与历史意义 - 江右商的案例表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最初、最强烈动力之一，源于内部制度的压迫性驱离，而不仅仅是外部的冲击，形成了一个“内部挤压-外部逃逸”的复合模型 [16] - 厘金制度作为一种“劣治”，导致商人用脚投票，选择能使其生存的制度环境（如上海租界），这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对失败制度的理性逃亡 [16] - 江右商作为“被动先行者”，其“最早买办化”改变了近代化“沿海优先”的线性史观，转而以“趋利避害”的动机和对制度安排的逃离作为转型标准 [16] - 厘金制度打断了中国内陆省份基于水运的“路径依赖”，促使经济核心区从“内陆江河导向”逆转向“沿海海洋导向”，上海的爆发式增长与内陆的凋敝形成了“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影响深远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