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县域短板”,博罗之后如何再造“千亿县”?
经济观察网·2026-02-02 17:38

博罗县成为广东首个“千亿县”的意义 - 2025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GDP突破千亿元,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结束了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连续多年缺席“千亿县俱乐部”的局面 [1] - 博罗县的晋级意味着广东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继续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县域经济被摆到更重要的位置 [2] 广东“区强县弱”的历史与现状 - 广东区域经济版图的显著特点是强市、强区、强镇,但缺强县 [1] - 在全国仅有的6个“千亿镇”中,广东占据3个席位,是全国唯一拥有三个“千亿镇”的省份 [3] - 在“2025镇域经济500强”榜单中,广东上榜102个镇,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以上 [3] - 广东“千亿县”缺失的现象与珠三角地区特殊的行政区划演变历程密切相关,许多原本经济实力强劲的县级单位(如番禺、顺德、南海)已陆续“撤县设区”,退出了县域经济统计范畴 [3] - 东莞和中山实行市直管镇模式,强化了镇域经济,但无县级行政单位 [3] 制约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 区域发展失衡:2024年,珠三角9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达八成以上,而粤东、粤西、粤北十二个地市的经济总量合计占比不足两成 [4] - 地理条件限制:广东全省平原面积仅占总面积的23.4%,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其余多为山地、丘陵,这些区域是县域主要分布地带,复杂地形增加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集聚的难度 [4] 广东推动县域发展的举措与成效 - 2022年12月,广东启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4] - 2023年至2025年,广东57个县(市)整体GDP增速连续3年快于全省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收窄,收入比从2022年的2.41:1优化至2025年的2.31:1 [4] 博罗县的经济增长路径与产业战略 - 5年间博罗县GDP接连跨越多个百亿关口:2021年突破700亿元(741.46亿元),2022年突破800亿元(801.39亿元),2024年突破900亿元(952.24亿元),2025年突破千亿元 [6] - 博罗县改变了早期“三来一补”带来的产业“小散弱”问题,自2019年起从零散招商转向系统布局 [6] - 博罗县借助惠州市“3+7”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千亿级智能装备产业园,并推行“八个一”产业链工作机制和“四个一”园区发展模式,以提高招商精准性和园区发展质量 [7] - 目前博罗县已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等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7] - 博罗县的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制造业立县”,并前瞻性布局了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符合国家战略的朝阳产业 [7] - 博罗县充分发挥毗邻广深莞及与惠州市区“同城化”的区位优势,承接中心城区功能辐射和产业外溢 [7] - “十五五”时期,博罗县发展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2500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600亿元 [7] 博罗县的发展经验总结 - 产业层面:改变“小而散”方式,集中力量培育两至三个主导产业,推动企业深度协作,并通过园区化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 [8] - 区域协同: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承接周边城市产业转移,通过配套协作提升自身产业水平 [8] - 城乡统筹: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8] - 产城人融合:将经济增长成果用于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升生活环境以吸引并留住人口,形成“产业带动人口集聚、人口促进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8] - 体制机制创新:在招商引资、园区管理、国企改革等方面进行探索,持续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8] 广东其他“千亿县”后备力量 - 2024年,惠州市惠东县GDP达828.5亿元,肇庆四会市818.4亿元,茂名高州市809.78亿元,这些县市正稳步向“千亿县”目标迈进 [5] - 惠东县依托临近深圳的区位优势,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已形成制鞋、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九大百亿级产业集群 [9] - 四会市立足扎实工业基础,在巩固金属加工、玉器产业的同时,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 [9] - 高州市作为农业大县,在保持农业优势的同时,着力培育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9] 江浙“千亿县”发展经验的借鉴 - 江苏和浙江两省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千亿县” [10] - 浙江实施的省直管县模式,减少了市级行政层级对县域资源的协调与分流,使省级能更直接有效地支持县域发展 [10] - 江浙地区的县域经济普遍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发展起具有地方辨识度的产业生态,注重内生培育 [10] - 浙江的县域经济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主导,市场活力强、创新意愿高,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扶持力度大 [10] - 广东县域经济同样以民营经济为主且强调因地制宜,因此江浙地区在治理方式、产业培育和激发企业活力等方面的经验具有较高契合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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