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现状与改进方向 - 文章核心观点：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具备宏观政策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数字金融三大优势，但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模式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性存在根本性错配，需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优化国资创投考核机制、鼓励企业风险投资（CVC）及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等系列措施，引导“耐心资本”真正实现“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科技”[4][5][10][11] 金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优势 - 宏观政策支持力度大：2025年通过降息10个基点、降准50个基点释放流动性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5]，央行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上限从8000亿元提升至1.2万亿元[6]，同时财政政策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税降费等支持[9] -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已构建包括主板（支持传统稳定企业）、创业板与科创板（支持高成长性科技企业）、北交所（支持早期创业企业）及区域性股权投资市场（四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9][10] - 数字金融发展领先：数字金融应用场景丰富，能为中小微及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大数据算法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支持[10] 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不足与错配 - 间接融资主导与创新需求错配：中国90%的金融资产在银行，新增社融的50%-60%以上来自银行业[10]，但银行追求确定性、短期回报与大金额贷款，与科技创新固有的长周期、高风险、高失败率及早期小金额需求存在根本性矛盾[13][14][15][17] - 创投资本投向后移：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国内创投总体偏向投资后期项目，对真正早期、高风险的成长型企业支持力度有限[11] - 二级市场制度有待优化：资本市场的发行、交易、并购重组、监管及退市等制度仍有优化空间，以更好地支持科技创新[11] - 国际资本利用不足：金融市场开放度有待加强，需更多吸引国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早期科技企业，以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公司治理并分散风险[11] 资本市场改革进展与方向 - 推进投融资平衡：改革方向从侧重融资功能转向兼顾融资与投资回报，2024年“9·24”一揽子政策对股市提振作用明显，2025年股市站上4000点、4100点[20][21] - 提高市场包容性：资本市场需提高包容性，允许不盈利、缺少抵押资产的早期科技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其试错与探索[23] - 引导长期资金入市：证监会倡导“长钱长投”，已放宽保险资金、年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比例上限，未来可进一步提高以提供稳定“压舱石”[42] - 完善市场筛选机制：需通过发行、交易、并购重组、退市等制度优化，形成优胜劣汰的生态系统，确保优质资产上市[43] 创投市场结构变化与“耐心资本”困境 - 市场结构剧变：外资美元基金基本退出中国创投市场，民间资本占比不足20%，当前80%以上的创投资源来自政府背景的基金（如政府引导基金）[25][27][30] - 国资“耐心资本”的考核困境：政府引导基金截至2024年底数量达2178只，总规模突破12万亿元，本应是“耐心资本”主力[27]，但因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压力，容错率低，考核机制（如年度考核）导致其避险倾向强，不敢真正践行“投早、投小、投长、投硬”[28][29] - 考核机制优化建议：建议拉长考核周期（参照美国风投10-12年存续期）、推行“打包考核”（看投资组合整体收益），并落实已出台的优化考核体制文件，部分地方已探索“100%容错”机制[29][71] 企业风险投资（CVC）的独特优势与发展空间 - CVC更符合早期投资需求：企业风险投资（CVC）能将70%-80%的资金投向天使轮、种子轮及A/B轮等早期项目[30]，其主要诉求是战略协同（如布局产业链、构建生态），而非短期财务回报，对失败容忍度高且无强制退出期限，与创新长周期匹配[31][73] - CVC体量尚小：尽管CVC支持科技创新的效果得到学术研究证实，且符合“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策略，但其在整体融资中的比例非常小，基本可忽略不计[32][74] - 政策支持方向：需通过税收、费用等调整，鼓励和支持资金雄厚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积极开展CVC投资，以更好地支撑科技创新[42][85]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与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 避免资金扎堆与内卷竞争：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资额达2435.80亿元，融资事件4684起，断层领跑[36][78]，需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将支持基础研究等创新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并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引导资源，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36][78] - 建立风险共担与容错机制：建议加快推进国家层面个人破产法立法，为诚信但经营失败的创业者（“商自然人”）提供债务依法豁免和重启机会，深圳（2021年）和厦门（2025年11月）已开展试点，学术研究显示包容的个人破产制度能显著激励创业创新[38][39][82][84] - 运用金融监管工具：可采用“监管沙盒”、穿透式监管等方式，在可控范围内鼓励创新，同时建立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3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