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 本报告为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主要面向二十国集团（G20），并非针对特定行业或公司的投资评级报告，因此未提供传统的“买入”、“持有”或“卖出”等投资评级 [8][25][88] 报告核心观点 * 全球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其核心在于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即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下降而利润份额上升，这已成为宏观经济表现脆弱、全球复苏乏力的结构性根源 [10][24][30] *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增长未能跟上生产率增长，即“工资压制”，这削弱了总需求，抑制了投资，并可能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 [14][30][44] * 自2000年以来，全球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主要由大型跨国企业（MNEs）利润的加速增长驱动，这些企业通过提高市场集中度和加价能力加剧了全球功能性收入不平等，而其资本投资并未相应增长 [147][150][153][161][170] * 大宗商品依赖和金融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不平等，需要通过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应对经济权力集中、保障政策空间和增加发展融资等系统性国际政策协调来应对 [176][193][199][212][235]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A. 引言 / 不平等问题的宏观背景 * 不平等体系是脆弱的体系，当前全球复苏的脆弱性与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家间分化有关，而结构性不平等是更深层风险 [10] * 尽管国家间总体收入不平等因中国等少数大型发展中国家强劲增长而下降，但国家内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以及全球功能性收入不平等均在上升 [10] * 采用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指标具有分析和实证优势，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40年前更高，财富不平等则更为严重 [102] B. 不平等在宏观经济中的传导机制 1. 不平等与宏观表现之间的传导渠道 *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即更多收入流向利润）会提高经济整体储蓄率，抑制有效需求，从而影响经济活动和投资需求 [44] * 较低的劳动成本虽在短期带来竞争优势，但其二阶效应总体上是负面的，不仅抑制家庭支出，还通过减少劳动节约型创新的动力来抑制投资，这被认为是导致部门间生产率增长分化及“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 [14] 2. 对平均生产率的部门与构成效应 * 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与1984年相比，全球工人收入份额估计下降了5.5个百分点，仅2024年就有6.1万亿美元从工资转移至利润 [30] * 表1数据显示，在大多数G20经济体中，自1990年代以来，实际工资增长普遍减速，且未能完全跟上生产率增长，部分原因是工人议价能力下降导致的工资压制 [14][31] * 表2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在近几十年都出现显著放缓，且就业创造有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证据 [10][36][50] * 在发达经济体，生产率长期放缓更多是由于部门内生产率变化，而非再配置效应，这表明通过更好的劳动力再配置来重振生产率增长存在机会 [36] * 在发展中国家，再配置效应对平均生产率的影响通常比发达国家更大，反映了其经历的结构转型，但在一些国家，再配置效应为负值，表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就业创造超过了高生产率部门 [59][116] C. 不平等、国际贸易不对称与市场集中 1. 实证发现：大型跨国企业利润增加及其对不平等的负面影响 * 自2000年以来，全球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主要由全球运营的大型跨国企业（包括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利润的加速扩张所驱动 [161] * 2000年至2022年间，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3个百分点，从近57% 降至略高于53%，而同期前2000大跨国企业的利润份额逐步上升 [164] * 利润增长高度集中于头部企业，前100大企业的利润中位数比率（净利润/净销售额）持续高于前2000大企业，2023年前100大企业的该比率约为12%，是前2000大企业的两倍以上 [154][166] * 加价是利润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前2000大企业的中位数加价率从2000年代初的约50% 升至2020年代初的约70%，前100大企业的加价率则从略高于100% 升至130% 以上 [167][186] * 与利润和加价上升相反，前2000大企业的资本投资（资本支出/净销售额）呈长期下降趋势，前100大企业则基本持平，表明利润增长并未转化为生产性投资 [170][188] * 绝大多数顶级跨国企业总部仍位于发达经济体，北美占比最高，这种不对称也体现在基于企业销售额的征税权分配上，现有全球税收架构下，总部所在国（主要是G7国家）获得了超过60% 的额外税收收入 [190] 2. 金融化与大宗商品周期的影响 * 大宗商品依赖与价格波动加剧了相关压力，频繁且剧烈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出口收入，还影响财政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和汇率，常引发宏观经济不稳定 [193] * 金融化（即基础资产在金融市场可交易性增强，以及金融利润超过核心业务活动收入）是造成上述不对称增长的主要原因，对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有负面影响 [219] * 在经历去工业化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核心大宗商品部门的收入演变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部门的扩张紧密相连，而在经济多元化更先进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FIRE部门的地位和收入趋势在经济整体结构中更为平衡 [183][219] * “ABCD”等大型农产品贸易公司的利润在食品价格波动期间飙升，例如2011年至2022年间，其利润与价格波动呈现明显关联 [180][197] * 奥克斯fam估计，18家食品和饮料公司在2021年和2022年平均每年获得140亿美元的暴利，足以多次填补东非拯救生命的粮食援助所需的64亿美元资金缺口 [180] 3. 政策启示 * 大型跨国企业在商品等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分配动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暴露于过度的商品价格波动、财政收入动员能力、以及监管俘获和顶级企业缺乏问责 [231] * 更高的商品价格波动会加剧不平等，而商品市场金融化和大型商品交易商的定价行为是价格波动加剧的关键因素 [231] * 激进的税收优化做法每年侵蚀公共收入达数千亿美元，尽管有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等项目，但收效有限 [232] * 所有权不透明和复杂性使企业能够规避透明度和监管，大型跨国企业的经济主导地位常导致政治和监管俘获 [232] * 对于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如降低税率、免税期）的成本（即公共收入损失）可能超过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收益 [210] D. 通往新的国际协定的路径 * 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政策协定，以应对不平等、国际贸易不对称和市场集中等问题 [10][235] * 1948年的《哈瓦那宪章》和1980年的《联合国一套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联合国原则》）可为改革国际贸易及其支撑架构的路径提供指引 [235] * 政策行动的关键领域包括：支持《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在国家与国际层面应对经济权力和控制的集中；保障公共政策空间；增加发展融资并逐步减少化石燃料融资 [98][235] * 需要确保竞争、贸易、产业、数据保护、数字、劳工、消费者保护和税收等各类政策之间更大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并采取更严格的执法措施 [237] * 弥合数据差距，创新关于企业利润部门构成的更细粒度方法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应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成为优先事项 [213][237] * 建立一个全球反垄断和竞争观察站，有助于系统收集和交流关于现有各种监管框架的信息，作为全面监测全球市场集中趋势、识别大型跨国企业经济足迹的第一步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