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态势分析 - 美方态度从极限施压迅速转变为寻求谈判，短期内从加征10%关税两次后提升至34%的"对等关税"，最终对中国商品关税超过100% [1] - 2024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达1.2万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约3300亿美元（中国出口4800亿美元，进口1400亿美元） [3][6] - 美方加征关税的短中期目标包括削减逆差和增加财政收入（预计5000亿美元税收），中长期目标为制造业回流（当前制造业仅占GDP 10%）和遏制竞争对手 [3][4] "脱钩"模式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中美贸易"脱钩"导致48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和1400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基本停滞，中国转向加拿大进口能源、拉美进口农产品 [7] - 美国能源和农业出口受挫，尤其影响特朗普支持的农业州选民，同时失去预期关税收入导致财政压力加剧 [7][8] - 供应链断裂引发美国市场供给冲击：电子产品（苹果手机、戴尔电脑）、汽车零部件、波音飞机等价格上涨，PCE或推高2个百分点 [8] 美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 加征关税引发股债汇三杀：美元指数跌破100，美债遭抛售，股市短期重挫，市场担忧2008级金融危机重演 [9] - 财政紧缩效应显现：企业/消费者承担成本导致投资消费双降，权威机构预测美国下半年可能陷入衰退及滞胀 [9] - 国内政治压力加剧：反对党派、地方政府、产业界形成反关税联盟，政策"后坐力"显著 [17] 谈判模式的可能性与挑战 - 美方核心诉求为扩大能源和农产品对华出口（2024年中国能源需求缺口显著），通过谈判部分实现税收目标 [12][13] - 谈判或缓解短期市场恐慌：消费品涨价放缓，股债波动收窄，但过程将反复（可能再现"谈谈打打"局面） [14][15] - 中国制造业优势显著：占全球30%以上产能，2030年或达45%，内需市场与政策空间提供韧性 [16][17] 中美经济韧性对比 - 中国应对策略：通过国际市场多元化（如加拿大能源替代）和内需刺激化解产能过剩，制造业升级减缓冲击 [16][19] - 美国结构性弱点：劳动力成本高（人均GDP 8.5万美元）致中低端产业无法回流，供给短缺难以快速解决 [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