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政策类型及运作机制 - 产业政策分为对内支持性政策和对外限制性政策，前者包括财政金融、政府采购等，后者包括投资限制、贸易保护等[5] - 财政金融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抵免、贷款等方式提供低成本资金，如《通胀削减法案》计划投入3910亿美元，《芯片法案》提供520亿美元补贴[6] - 政府采购政策要求联邦机构优先采购本土产品，如《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规定每年至少2000亿美元用于本土商品[13] - 胁迫他国开放市场政策通过谈判施压，如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额外采购2000亿美元商品[13] 财政金融政策实施细节 - 能源部依据《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能源等领域提供约900亿美元补贴，商务部依据《芯片法案》提供527亿美元补贴[10] - 税收抵免政策由财政部负责，如《通胀削减法案》中2600亿美元清洁能源税收抵免[11] - 优惠贷款由能源部贷款计划办公室等机构提供，如《芯片法案》授权750亿美元低息贷款[11] - 美国产业补贴支出从2000年458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1280亿美元[6] 创新支持政策 -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预算约35亿美元，支持了互联网、GPS等重大技术突破[17] - 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1995-2012年产生7万多项专利，占同期美国专利申请量10%[41] - 能源前沿研究中心每年向大学和实验室提供300-500万美元支持能源技术研究[17] - 拜登政府三大法案对清洁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研发支持金额达数百亿美元[18] 基础设施投资政策 - 《基建法案》投资近1000亿美元用于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19] - 宽带公平接入计划拨款424.5亿美元用于宽带网络部署[19] - 《通胀削减法案》投资约300亿美元升级电网[19] - 资金分配由交通部、能源部、商务部分工负责，州政府参与具体项目实施[20] 对外限制性政策 - 投资限制政策通过CFIUS审查中企投资，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多起并购交易[22] - 贸易保护政策包括加征关税（如2018年对华3600亿美元商品关税）和自愿出口限制[24] - 技术限制政策将华为等中企列入实体清单，限制技术转让与合作[27] - 出口管制政策限制半导体设备、AI芯片等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涵盖含美国技术产品[29] 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 创新政策效果最好，如DARPA支持的技术催生新兴产业并创造大量就业[40][41] - 政府采购政策在半导体发展初期效果显著，国内采购占产量30-40%[44] - 财政金融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2010-2023年计算机电子产业回流企业1470家[45] - 贸易保护政策效果有限，如钢铁关税挽救每个岗位成本达90万美元[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