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机制 - 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建立在美元主导、美国需求驱动的美式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巨量双边贸易和资本流动[4] - 美元体系依赖金融自由化和纯信用货币扩张能力，通过美元信贷/存款、资产/负债链接全球经济体[4] - 非美经济体对高增长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推动美元体量持续扩张，适龄劳动人口转移导致美元区域内收入再平衡[5] 全球化特征与影响 - 低平均工资拉平菲利普斯曲线，压低全球通胀水平，传统货币政策因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而失效[8] - 发达经济体呈现低增长、低通胀弹性和低利率，新兴经济体则呈现高增长、高通胀弹性和高利率[8] - 企业部门成为主要受益者，享受低利率、灵活税收和全球化市场收入，而主权和居民部门受限于国界和身份[11][14] 企业案例与全球化差异 - 苹果等跨国企业通过全球生产基地部署、多币种融资、避税自由和大类资产配置实现全球化优势[15] - 当前全球化与半世纪前不同，企业部门更具灵活性，全球化含义对企业更为丰富[14] 政策应对与挑战 - 美国政府通过供给侧经济学、全球税制和移民政策试图实现制造业回流和劳动收入再平衡[14] - 特朗普关税政策本质是"全球税制"的另一种表达，旨在打击贸易顺差经济体的转口贸易和FDI[18][19] - 关税政策可能由美国消费者、企业或他国厂商承担，分别导致经济增长拖累、企业利润下降或他国收入损失[24] 国际货币体系未来 - 欧洲和中国开始转向内需驱动，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Decade级时间周期[24] - 美元体系可能面临转折点，贸易端解耦可能扩展至资产/负债和双边资本流动逆转[30] - 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可能因多边结算格局而受冲击，各国资产配置可能转向多币种或超主权资产[32] 美元体系框架问题 - 美元体系存在特里芬难题、N-1问题和三元悖论等失衡问题[40] - 美国面临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主体矛盾，以及与非美经济体的供需、收支等对称性问题[40] - 货币/财政锚定问题突出，通胀目标制作为全球货币锚定本国价格水平的合理性存疑[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