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临界点风险 - 全球平均气温即将超越《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阈值，标志着人类正踏入危险地带，多个气候临界点的触发可能给数以亿计的民众带来灾难性风险 [1] - 多个地球系统的稳定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其中一些可能已经越过或即将越过临界点，一旦越过其变化过程将变得自我维持且难以逆转 [2] - 气候临界点之间相互关联且大多数互动是去稳定的，一个系统的失稳会增加另一个系统失稳的可能性，存在潜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影响远超各部分风险的简单总和 [5] 具体地球系统失稳风险 - 格陵兰冰盖和西南极冰盖可能已经越过了导致不可逆转崩塌的阈值，这将锁定未来数米甚至更大幅度的全球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数亿沿海居民 [2] - 亚马逊雨林可能在全球升温低于2摄氏度时就发生大面积顶枯，从湿润雨林转变为干燥稀树草原状态，这将释放巨量储存碳并加剧全球变暖，超过一亿依赖森林生存的人口面临危机 [3] -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可能在升温2摄氏度以内发生崩溃，一旦崩溃其影响将是全球性的，包括西北欧陷入长期严冬、全球粮食和水安全格局被颠覆，影响超过十亿人口生计 [5] 积极社会经济转型临界点 - 通过触发积极临界点可实现向净零排放社会的指数级加速转型，积极临界点指在技术、金融、政策和人类行为等领域，一旦跨过某个阈值变革将变得自我强化并加速进行 [6] - 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每翻一番其价格便下降约四分之一，这种学习曲线效应使其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能源 [6] - 电动汽车销量正沿S型曲线快速攀升，在中国已占据新车市场半壁江山，在挪威这一比例接近百分之百，电池技术驱动了普及 [6] 政策与金融的催化作用 - 触发积极临界点的最有效工具是果断的政策指令，如设定禁售燃油车时间表、强制新建建筑采用清洁供暖等，能为市场提供清晰预期并引导大规模私人投资 [7] - 金融体系转向至关重要，需通过公共和私人融资降低低碳技术和弹性基础设施的资本成本，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是实现公正转型的必要条件 [7] - 气候金融成本核算必须超越短期视角，充分考虑气候行动带来的长期经济和健康效益以及不作为的更大代价 [7] 社会规范与行为转变 - 当少数人开始采纳新的可持续行为时可影响并带动大多数人，这一过程具有临界点特征，社会规范的演变正在发生 [7] - 从选择植物性饮食到采用循环经济模式，公民社会和政策制定者的良性互动可催化集体行动并为政策变革提供社会授权 [7] 治理挑战与转型路径 - 当前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和长期净零目标仍不足以避免危险临界点，按目前政策轨迹全球升温在本世纪末可能超过2摄氏度，要求COP30及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紧急行动 [8] - 应对临界点风险的治理逻辑必须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预防，预防性原则应成为核心指导思想，任何等待科学完全确证后再行动的策略极其危险 [8] - 超常规转型必须是公正的，不应以牺牲弱势群体为代价，而应成为解决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契机，例如可再生能源普及正在全球降低能源价格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