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而非制度或其他因素，在具备一定开放市场条件的前提下，人口规模决定了市场规模、分工精细度和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国家竞争力 [11][16][22] - 德国正面临由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引发的“衰落”，这不仅是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冲击的结果，更是一场不可逆的结构性危机，人口危机将恶化其他经济问题 [7][11][23] - 制度变迁受制于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制度改革也极为困难，而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进取意志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制度僵化，制度变革存在时间窗口，通常出现在人口尚未衰老之前 [36][37][42][43] 人口危机是首要问题 - 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早发生且持续时间长，2024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3.2%，预计2035年将超过27%，劳动人口占比在2024年降至62.8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07%）和中国（68.6%）[14][15] - 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和技术精细度，德国本土市场规模不足以同时支撑其传统燃油车和新兴新能源汽车两条产业链，导致其在面对中国等超大经济体竞争时处于劣势 [16][18] - 劳动力短缺从供给端推高产业链成本，导致资本与企业外流，德国上市公司海外市场营收依赖度高达70%，为发达国家中最高，利润大部分留存海外再投资，从需求端看，市场规模缩小导致产业链退化和技术创新停滞 [17][18] - 人口因素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德国当下的困境预示了20年后中国在80后老去、年轻人口大幅减少时可能面临的产业链退化挑战 [22] 制度变迁是核心难题 - 德国存在劳动力短缺与工资增长缓慢并存的矛盾现象，根源在于高累进税制抑制了劳动积极性，多劳多得被高税收惩罚，同时高税收用于支撑高福利水平，改革税制面临意识形态上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抵触 [28][29] - 德国大型企业如大众汽车和保时捷在面临业绩下滑（例如保时捷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暴跌99%至4000万欧元）时，采取裁员、降薪等策略向工会施压，劳动力短缺并未带来工资实质增长，反而因资本外流和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降薪失业 [32] - 德国的制度改革举步维艰，例如租金限价制度因保护了中老年租客（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而难以废除，反而加剧了租房市场供给短缺和租金上涨，这体现了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阻碍 [38][39] - 德国铁路系统晚点率高达70%，高铁速度受限，改革困难源于德铁作为亏损国企及其与土地所有者等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在人口老龄化、年轻人成为少数的背景下，社会缺乏推动制度变革的力量 [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