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以德国为案例，探讨国家衰落的成因，认为人口危机是首要问题，制度变迁是核心难题 [6] - 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人口规模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首要因素，而非制度或其他 [8] -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通过约束市场规模和供给能力，抑制国家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并恶化其他经济问题 [9] - 制度变迁受制于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改革动力不足，改革窗口期与人口结构年轻程度相关 [31] 人口危机是首要问题 - 德国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地缘政治冲击、通胀削弱购买力、制造业老化、金融管制过度及意识形态保守等，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被界定为最重要的问题 [8] - 德国总和生育率自70年代起长期低迷，2024年降至1.35，远低于人口稳定更替所需的2.1水平 [10] - 德国老龄化加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2024年达23.2%，预计2035年将超过27%，劳动人口（15-64岁）占比在2024年降至62.89%，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5.07%）和中国（68.6%） [11] - 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与技术精细度，人口规模不足将导致产业链退化、成本上升和技术钝化 [11][15] - 以汽车产业为例，德国国内市场难以同时支撑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两条产业链，而中国年销1500万台新能源汽车和1500万台燃油车的巨大市场规模则能维持产业链的廉价与完整 [13][14] - 劳动力短缺导致德国上市公司海外营收依赖度高达70%，但利润回流再投资比例极低，资本与产业链外流加剧 [15] - 人口危机将恶化其他经济问题，并被认为是国家衰落的直接诱因 [18] 制度变迁是核心难题 - 德国存在制度改进缓慢的问题，如税收制度抑制劳动积极性，累进税制导致工人短缺与工资增长缓慢并存 [21] - 德国具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传统和社会主义特征，高税收支撑高福利，改革税制可能触及平等意识形态，面临阻力 [22] - 出现工人短缺与大企业裁员并存的矛盾现象，例如大众汽车净利润同比大跌63.8%，保时捷营业利润暴跌99%，企业通过财务操作施压降薪裁员，反映了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的资本外流与投资减少 [23][24] - 移民政策（如吸纳叙利亚难民）因语言、证书门槛及救助金制度，未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短缺 [25] - 制度变迁困难源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例如租金限价制度因保护中老年租客利益而导致租房市场供给短缺和租金上涨 [28][29] - 德国铁路系统晚点率达70%，改革涉及德铁国企、土地所有者等庞大既得利益群体，推进困难 [30] - 在人口老龄化的“老人政治”背景下，年轻人成为少数，社会革新精神与制度变革动力衰退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