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新范式 -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新范式，其核心是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3] - 实现共同富裕需从传统关注物质财富分配转向关注人的能力发展，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4][11] - 从人的发展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可形成“融合论”，通过提升所有人的能力、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既能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能，又能自然解决物质层面的分配差距问题[7] 分配差距的本质与解决路径 - 收入、财产等物质层面的差距，其根源是不同群体在获取知识、技能、创新创业能力以及机会和起点上存在的能力差距[3] - 单纯通过再分配手段在物质层面缩小差距，无法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产生的“马太效应”，差距会在下一个循环中再现[6] - 应重塑分配预期，关键在于机会公平而非单纯追求结果公平，鼓励创新者多得，并保障努力与所得相匹配的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7][9] 底线公平与社会兜底机制 - 在结果公平层面，重点应放在保障“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能力提供兜底，而非泛泛地缩小所有贫富差距[8] - 保障底线公平需落实“民生为大”，确保每个人获得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和基本住房，防止能力差距进一步扩大[9] - 技术进步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人工智能替代岗位）要求建立社会兜底机制，以保障基本生活、防止社会振荡[8] 农民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挑战 - 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社会结构仍以农民为主体，2024年农业户籍人口占总人口52%，依附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9亿多人[9] - 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在三大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等市场）、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家庭迁徙及公共服务受限）、公有制二元（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融合有限）[11] - 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进而重塑社会分配预期的实践关键[12] 发展阶段的现实约束与范式转换 - 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未超过14000美元，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面临“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环境约束及全球大变局等多重挑战[9] - 发展范式的理论逻辑需从积累财富为本转换到知识积累为本，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11] - 实践逻辑在于解放和发展人，构建能充分释放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支持创新驱动与创造性破坏的社会体制条件[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