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在“十五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将经历增长范式的根本性重塑，增长动能需从过去的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6][45] 消费结构 - 中国目前并非消费大国，消费占GDP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存在“结构性偏差”[8][11] - 经济增长的重点将从以往抓投资转向抓消费，需补齐消费缺口[11] - 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娱乐等发展型消费既是消费，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将支持创新[11] 产业结构 - 制造业强国不意味着制造业占比稳定或提高，其比重预计会有所下降，转型升级的重点在于发展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12] - 主张用“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指标来反映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12] - 生活服务业升级体现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以提升人力资本支撑创新[12] - 重化工业等过剩产能将大幅收缩，如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回调，退出低效无效产能是重大挑战[14] 对外贸易 - 中国出口保持强劲，但大规模货物贸易顺差意味着相应减少国内消费，是不可持续的[17] - 应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战略，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并更多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17] - 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占比（均在5%甚至3%以下）与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左右的份额不匹配，需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20] 金融结构 -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金融体系从传统银行向资本市场演进的节奏加快，资本市场重要性上升[23] - 若GDP保持4%-5%增长，每年将形成不低于30万亿元的社会净资产，因房地产和银行储蓄吸引力下降，居民财产将更多进入资本市场[23] - 资本市场资产端需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头部科技企业及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投资端需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比重，以支撑老龄化社会支出并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24] 城乡结构 - 当城镇化率接近70%时，城乡间人口转移意义上的城市化将放缓，人口流动更多体现于城市体系内部，呈现郊区化趋势，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聚集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联合体[26]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间的缺口（剪刀差）在拉大，主要反映近3亿农民工（其中近2亿进城）与原城市人口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30] - 需推动城乡融合改革，实现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以抓住效率提升和产业发展的机会[31][32] 收入分配 - 应借鉴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经济体的经验，将其基尼系数降至0.4左右或以下（目前估计在0.45以上）[33] - 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使其人数由目前4亿人增长到8至9亿人，占总人口过半[36] - 政策上需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较大规模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保障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36] - 推动财税体系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增加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38] 宏观政策 - 宏观政策（如货币、财政政策）主要起短期平衡和稳定作用，是次优解决方案，无法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且可能掩盖深层结构性矛盾[39][41] - 随着高速增长潜能下降，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会增加，但需对宽松政策保持清醒边界感，防止滥用，并坚持推动结构性改革[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