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生成式AI技术正被广泛用于现代战争与舆论战，通过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干扰公众对事实的认知，使“知晓真相”变得困难[11][45] - 科技公司、金融资本与国家战争机器正形成深度绑定，私营科技公司被系统性纳入国防体系核心，直接参与战争工具的设计与部署，改变了战争的技术形态与商业逻辑[13][52][53] - 当前的AI治理在道德共识、国际机制与企业自律三个层面均告失效，缺乏有效的约束力，而AI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被排除在关键国际讨论议程之外[80][81][85] AI在信息与舆论战中的应用 - 在伊朗的舆论战中，官方与反对派均大量使用AI生成或篡改的影像内容，例如伊朗官方发布疑似AI生成的“万人上街支持政府”航拍视频，在X平台获得数万次观看[3][16][19] - AI工具被用于自动化、规模化地进行信息操纵，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利用Meliorator等软件包批量生成虚假社交账号和内容，削弱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能力[46] - AI技术不仅用于伪造，其“增强画质”等功能也被当局利用，将处理痕迹作为“证据”来否定真实抗议影像的整体真实性，从而将公众对AI的怀疑转化为掩盖真相的工具[10][36][44] - 在中东冲突中，AI生成的虚假内容数量显著上升，规模甚至超过了俄乌冲突初期，这些内容常被用于“重构”战斗场景，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组成部分[49] AI在实战中的应用与战场实验 - 战场已成为前沿AI技术的“实验场”，例如在乌克兰战事中，AI被加速应用于自主导航、目标识别和情报处理等领域[12] - AI与无人机系统结合展现出强大作战能力，例如乌克兰“蛛网”行动出动约150架成本不足1000美元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据称造成约70亿美元损失，损坏41架战机[50] - 私营科技公司深入参与作战，例如乌克兰使用美国公司Palantir的信息分析系统整合战场数据，Palantir还与乌克兰启动Dataroom项目，旨在利用实战数据开发新一代自主拦截无人机[50][51] 科技、资本与国防体系的深度绑定 - 美国：国防部推动采购改革，启动“作战采购系统”，旨在引入硅谷的快速迭代逻辑，让军队像科技公司一样采购和部署技术[13][59] - 美国：风险资本大举进入国防科技领域，例如a16z在2025年1月的新一轮募资超150亿美元，其中明确投向国防与国家安全相关产业（American Dynamism）的资金达11.76亿美元[13][61] - 美国：科技公司高管直接参与军方事务，例如来自Meta、OpenAI、Palantir的高管以高级顾问身份兼职加入美国陆军预备役的第201分队[66][68] - 以色列：通过Innofense加速器、“绿色通道计划”等系统性推动私营技术进入军事体系，截至2025年12月，以色列国防部与超过300家初创公司合作，其中三分之一直接参与战争项目[69][70][73] - 以色列：国防科技投资兴起，出现“Patriotism as a Service”叙事，与以色列国防部研发局合作的初创企业在2025年通过融资和并购吸引超10亿美元资金，而2024年全年融资额仅约1.5亿美元[13][76][77] - 欧洲：欧盟投资银行放宽对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限制，并参与设立规模约1.75亿欧元的国防股权基金，推动欧洲军工创业投资爆发式增长[14] AI治理的失效与行业边界调整 - 行业内的道德呼吁（如要求暂停更强模型训练的公开信）未能改变产业发展方向，大型科技公司缺乏主动约束自身的动力[11][83] - 国际治理机制作用有限，例如联合国设立的AI治理机制有意避开军事应用等高度敏感领域，将其排除在讨论议程之外[85] - 主要AI公司主动调整服务条款，放宽对军事应用的限制，例如OpenAI删除禁止用于“军事和战争”的条款，Meta宣布向政府提供Llama模型用于“国家安全应用”，Google删除“不开发武器”等明确限制[86] - 科技巨头的立场从全球化合作转向技术民族主义和阵营对抗，并借助“竞争威胁”和“安全困境”叙事为其深入国防领域提供正当性[88][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