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妇产医疗行业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主要驱动力是分娩量持续下滑导致的供给过剩和运营压力，行业呈现“倒闭一批、转型一批、合并一批”的整合趋势 [4] - 各类医疗机构面临不同困境：公立医院产科因收费低、床位空置而亏损；民营妇产医院因需求锐减而大量关停或艰难转型；县级妇幼保健院则在资源不足与业务萎缩间挣扎 [3][4] - 尽管行业整体承压，但高龄妊娠、辅助生育、产后康复等新需求为转型提供方向，未来行业集中度将提升，存活下来的机构有望更好地保障母婴安全 [4] - 产科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根本性挑战，包括不合理的医保支付政策、公立医院“国考”考核导向与学科特点不匹配、以及专业人才流失等问题 [23][24][25] 行业现状与数据 - 2023年全国妇产（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仅为45.37%，显著低于专科医院平均水平（77.65%）和儿科医院（84.68%）[6] - 妇产医院床位使用率自2019年（52.24%）后持续数年未过半，而儿科医院床位使用率在2023年回升至84.68% [6] - 2022年全国助产技术机构为20,815家，相比2021年减少1,117家 [25] - 中国高龄产妇比例从2016年的11.4%增加至2023年的16.3%，预计2030年将达到26% [24] 公立医院产科困境与整合 - 产科运营成本刚性且收入低：顺产收费两三千元，剖宫产四五千元，在医保打包付费下难以覆盖固定成本和人力支出 [7] - 维持一个最小产科团队需配置至少二三十名医务人员，且需24小时在岗，但许多医院年分娩量达不到养活团队的1,000-2,000例下限 [7][8] - 多地公立医院掀起产科资源“合并潮”，例如上海、北京、浙江、湖南等地通过医院整合、集团化运营或取消低分娩量机构资质来优化资源配置 [9][10] - 湖南省在2024年取消了50余家年分娩量小于100例的医疗机构的助产资质，并支持49家妇幼保健机构加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牌子 [10] 民营妇产医院的危机与转型尝试 - 民营妇产医院出现大量关停、破产、拖欠款项案例，例如合肥丹凤朝阳妇产医院破产时账户仅剩2,319.47元 [12] - 上市公司业绩同样承压：新世纪医疗集团2025年上半年毛利为8,960万元人民币，同比减少46.9% [13] - 转型方向包括转向综合医院、拓展肿瘤科或医美等盈利业务，以及专注于辅助生育技术，但面临资源重置成本高、资质牌照限制等挑战 [14] - 更可行的转型可能是向下游延伸，如开展产后康复、更年期门诊等业务，但面临公立医院加大投入带来的客户虹吸风险 [15] 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多重挑战 - 县级及以下医院承担了中国约50%～60%的分娩量，但面临基础资源不足、危重救治能力有限、专业人力紧缺等问题 [17][18] - 县域产科萎缩：部分县将全县分娩量集中到一家县人民医院，但依然“吃不饱”，产科床位常被其他科室“征用” [18][19] - 县域转型做法不一：有的地区将妇幼保健院的医疗服务全部剥离，专注公共卫生工作；有的则将综合医院的妇产科资源整合进妇幼保健院 [21][22] - 随着生育支持政策深化，孕妇前往上级医院分娩的成本降低，可能进一步减少县域分娩量 [19] 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 医保支付政策不利于产科：涉及产科收费的病例DRG分组支付标准偏低，越是复杂病人科室亏损可能越大 [23] - 公立医院“国考”考核导向与产科特点错位：产科手术多为一二级手术，CMI指数不高，无法为医院“国考”贡献高分值手术，但实际手术复杂度和资源消耗被低估 [24] - 专业人员流失严重：因待遇偏低、晋升渠道不畅、工作高强度高风险，产科和新生儿科医生、助产士流失现象普遍 [25] - 考核目标存在背离：从母婴安全角度希望减少子宫切除术等四级手术和剖宫产，但这与提升医院“国考”手术等级的目标相矛盾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