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与公司 * 纪要涉及的行业为中国金融业，特别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1][2][10] * 核心分析对象为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与框架演变[1][2][6][8] 核心观点与论据 货币政策约束条件变化 * 稳汇率约束在2025年二季度后因USDCNH和USDCNY在7.10实现三价合一而显著减弱[2] * 净息差压力仍是重要约束，政策利率下调后存款利率也适当下调以传导宽松意图[2] * 防风险方面，自2024年提出的治理资金空转影响持续，但在当前阶段不再是主要约束条件[3] * 基础货币创造渠道经历了三轮切换：从外汇占款到国内资产（如PSL、MLF），再到2024年起加强以国债为抵押品的主动投放机制（如国债买卖）[2][8][9] 降息降准的必要性与预期 * 2025年三季度末至四季度降息降准必要性增加，因7月、8月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且新增贷款同比少增[1][4] * 若三季度GDP增速低于5.0%，则有必要考虑降息降准以配合财政政策，实现全年经济增速目标[1][4][24] * 2025年上半年已进行50个基点的降准，但为支持信贷投放，下半年尤其是第三、四季度仍可能需要再次降准[15] * 降准是提供基础货币的重要手段，成本较低（约35个基点），旨在维持人民币贷款与GDP增长的比例关系（过去十几年基本维持在17%左右）[15][16] 国债买卖的重启可能性与作用 * 国债买卖自2025年一季度暂停后，市场期待重启，四季度重启概率逐步增加[1][5] * 重启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债供给压力大并对市场产生隐形加息效果，若四季度财政部提前发行明年政府债，此条件将成熟[5][14][19] * 国债买卖定位为流动性的有效补充而非价格调节工具，当其他流动性投放手段无法满足需求时才会操作，用于填补中长期流动性缺口[13][14][26] * 国债买卖的基础货币投放成本较高，截至2025年9月达到110个基点（2024年下半年为60多个基点），不会对降准形成替代[16] 货币政策框架演变 * 货币政策框架在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三个层面均有变化[1][6] * 操作目标工具箱从传统工具扩展到买断式逆回购和国债净买入等[1][6][7] * 中间目标更关注M2、社融、贷款等变量，但由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些数量型指标仍是重要政策指标，未能完全摆脱[1][7][8] * 央行逐步淡化数量型工具，加强价格型调控，更关注DR001、DR007等货币市场利率，以及长期收益率和LPR等与实体经济融资相关的利率指标[1][8] 双支柱调控框架 * 双支柱体系区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2][10] * 货币政策实现逆经济周期总量宏观调控，目标包括物价、增长和就业，操作工具包括OMO、MLF、LPR等[2][10][11] * 宏观审慎政策锚定金融周期，实现逆金融周期结构性宏观调控，侧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包括房地产价格和广义信贷，工具包括"三道红线"、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存款准备金率、MPA考核等[10][11][12] 流动性调控框架与利率走廊变化 * 流动性调控框架变化显著：短期依赖逆回购，短中期通过买断式逆回购（期限3至6个月），中期依靠MLF，长期仰仗降准，国债买卖作为补充[2][13] * 利率走廊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代利率走廊退出，目前唯一存在的是围绕DR001波动的新一代利率走廊，范围从1.2%到1.9%[20][23] * 当前最主要的政策利率是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1.4%），DR001围绕其波动，波动区间收窄至70个基点[20][22][23] * 自2024年6月起央行淡化MLF利率属性，2025年3月将MLF招标改为固定利率招标，6月将买断式逆回购招标方式同步修改，8月删除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表述[20] 其他重要内容 2025年第四季度政策预期 * 第四季度有较大概率落地第二次降息和降准，以协同财政政策稳定全年5.0%的经济增长目标[26] * 同时，为削弱政府债供给压力产生的加息效应，重启国债买卖的时机也可能成熟，这些措施是有效补充关系而非相互替代[5][26] * 9月份不会立即落地降息或重启国债买卖，预计进入10月份三季度GDP数据明晰后再考虑实施[25] 政策风格与市场引导 * 2025年货币政策框架在数量型和价格型框架上均发生显著风格变化，包括国债买卖定位和第二代利率走廊的培育，这些变化仍在迭代过程中，需要央行给予足够信号引导市场逐步适应[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