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与公司 * 行业：全球宏观经济与利率策略，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周期、全球储蓄投资平衡以及主权债务市场[2][3] * 公司：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报告作者为Bill Zu，其他贡献者包括George Cole, Simon Freycenet, William Marshall, Friedrich Schaper[1][27] 核心观点与论据 * 核心论点：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周期可能逆转过去三十年长期利率对公共债务供给敏感性下降的趋势，从而在未来几年对长期收益率构成持续上行压力[2][3] * 历史趋势与现状：过去三十年，G10长期利率对公共债务的敏感性呈下降趋势，部分原因是全球储蓄相对于私人投资需求的趋势性增长帮助吸收了公共债务供给[2][3] 在20世纪90年代初，债务与GDP之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会推高5y5y远期收益率2-3个基点，该敏感性在疫情期间降至零附近，但最近已开始反转上升，最新估计值约为2个基点[5] * AI投资冲击的潜在影响：根据历史大型技术周期经验，AI投资周期可能使美国投资占GDP比重达到约2%的峰值[12] 若仅考虑投资端调整，这可能使收益率对债务的敏感性大致翻倍，达到债务与GDP之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推高收益率3-4个基点[2][12] 在高盛经济学家对美国未来十年债务与GDP之比上升约25个百分点的基线预测下，这种变化可能将5y5y收益率的累计上行压力从基线50个基点推高至80-100个基点[2][12] * 关键抵消因素：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历史经验表明，储蓄通常会适应投资冲击而调整[14] 高盛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将保持强劲，其经常账户盈余到本十年末可能接近中国GDP的5%（约占全球GDP的1%）[14] 假设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与全球储蓄投资平衡的历史关系成立，这一渠道可能为储蓄投资平衡带来1-1.2个百分点的提振，抵消全球AI投资需求上升1.5-2个百分点中的约一半[21] 这类似于21世纪中期中国加入WTO后的“全球储蓄过剩”时期，但存在重要差异[2][20] * 综合影响与前景预测：综合考虑AI投资增加和中国盈余再循环，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储蓄投资平衡平均值将从疫情前的1-1.5%降至0-0.5%[2][21] 这将可能把收益率对公共债务的敏感性推高至21世纪早中期盛行的2-3个基点区间，在结构性高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对长期收益率维持持续的上行压力[2][21] 结合美国债务与GDP之比的基线预测，这些数字意味着对5y5y收益率约50个基点的累计上行压力，这已构成其长期收益率预测的基础[21] * 市场结构的重要变化：与上一周期相比，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存在感显著下降，其储备资产组合正在多元化，减少了对国债的依赖[23] 这意味着即使资本最终会通过全球金融系统部分抵消全球资本支出需求，其对发达市场主权债务吸收的直接影响也将小于21世纪中期[23] 市场出清可能面临更多的中介摩擦，且买家基础对价格更为敏感，这将增加估值调整的灵活性和风险溢价的要求[23] 其他重要内容 * 资本支出的融资方式：资本支出更多地由债务驱动，以及企业大规模发债与公共债务供给同时发生，将对市场吸收久期的能力构成考验，加剧私人部门资本的竞争[13] * 收益率的其他驱动因素：财政压力并非收益率轨迹的唯一驱动因素，金融去监管、生产率主导的通胀放缓前景以及发债结构从长期端转移，都将有助于抵消这些对收益率的看跌冲动[21] * 具体交易建议：报告列出了跨资产的多个具体交易建议，涉及外汇、利率、债券等，例如做空美元兑埃及镑、做多20年期相对于10年和30年期的SOFR蝶式交易、做多菲律宾比索5年期债券（外汇对冲）等[25][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