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与公司研究纪要关键要点总结 一、 核心观点与行业判断 * 亚洲正进入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最强劲的工业超级周期[2] *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短期阻力，但会催化中期的能源和国防支出[2] 若紧张局势缓解，工业周期上行将快速复苏[2] * 此轮周期将由人工智能、能源转型和国防领域的结构性资本支出驱动，并将催化更广泛的资本支出和工业周期[4] * 亚洲是生产强国，当亚洲及全球资本支出均上升时，亚洲将享受双重收益[7] 二、 资本支出核心预测 * 预计到2030年，亚洲资本支出将达到每年16万亿美元，比2025年高出4.5万亿美元[7] * 预计2026-2030年亚洲资本支出复合年增长率为7%，是2023-2025年增速的约3倍[7][10] * 其中，人工智能、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结构性驱动领域的资本支出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6%[11] * 到2030年，上述四个领域（含更广泛的工业资本支出）的支出将从2025年的5万亿美元增至每年9万亿美元[40] 三、 工业周期现状与驱动因素 *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开始前，亚洲工业周期已自2017-18年以来处于高位[7] CRB原材料指数已升至四年高位，反映了工业复苏[8] * 亚洲工业周期受到多重驱动因素支撑：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能源及能源转型、国防、以及对更广泛工业资本支出的溢出效应[23] * 这些驱动因素相互关联，对工业周期的影响将大于各部分之和[32] 四、 主要驱动因素详析 1. 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 * 人工智能是首席信息官的首要任务，39%的首席信息官将其列为第一要务[24] * 预计2026-2028年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资本支出将达到2.8万亿美元[25] 预计全球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复合年增长率为33%，2028年达到1.1万亿美元[82] * 亚洲半导体制造商（三星、SK海力士、台积电、中芯国际）的集体资本支出预计将从2025年的1050亿美元增至2028年的每年2500亿美元[24] * 预计亚洲人工智能相关资本支出（包括数据中心和半导体制造）复合年增长率为33%[87] * 中国超大规模企业的资本支出预计未来两年复合年增长率为30%，从2025年的600亿美元增至2027年的1010亿美元[26][96] 2. 能源及能源转型 *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推高油气成本的同时，也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能源安全，增加支出以提高能源需求韧性[28] * 预计2026-2030年亚洲整体能源资本支出复合年增长率为10%，快于2015-25年的6%[28] * 预计亚洲能源投资将从2025年的1.2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万亿美元[106] * 可再生能源投资正引发对储能系统、电网和输电线路的额外资本支出[27] * 亚洲各国正加速向低碳能源转型，例如印尼计划到2028年建设约100吉瓦太阳能容量，日韩台重启或建设核电站[114] 3. 国防支出 * 亚洲国防支出预计将从2025年的6200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1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0%[127] * 亚洲国防支出占GDP比例预计将从目前的1.7%升至2030年的2%[127] * 多个经济体已设定中期国防支出目标：日本目标为GDP的2%[29][130]，韩国目标为3.5%[29][130]，台湾目标为5%[29][130]，印度2027财年国防资本支出预算增长18%[29][130]，中国2026年国防预算增长7%[130] * 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是该地区主要国防设备出口国，合计占全球国防出口的近9%[128] 五、 受益经济体与市场 * 主要受益者（在人工智能、能源和国防领域敞口较大）：台湾、韩国、中国、日本[37] 这些经济体将受益于国内资本支出增加和出口机会[37] * 印度：将受益于工业周期回升，以及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提振内需带来的国内资本支出增加[38] * 大宗商品出口国：澳大利亚和印尼将受益于工业复苏带动的CRB原材料指数上涨[41] * 从市场角度看：工业板块在台湾（90%）、韩国（78%）、中国（54%）等市场的MSCI指数中权重较大[44] 六、 关键宏观背景与风险 * 亚洲工业地位：亚洲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46%[69]，工业部门占亚洲GDP的33%[65] * 周期起点强劲：地缘局势紧张前，工业周期已走强，资本货物进口增长已加速至超过2017-18年峰值[53] 亚洲工业生产增长（剔除中国房地产拖累）达5.9%，接近四年高位[62] * 非科技出口：自2025年第四季度以来已出现拐点，自2025年10月以来年化增长率达36%[59] * 地缘政治风险：是短期拖累因素，可能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风险[63] 若紧张局势缓解且油价在未来4-5个月降至90美元/桶以下，工业周期将强劲回归[64] 风险在于若油价持续在120美元/桶左右，周期性阻力可能压倒结构性驱动因素[64] * 有利条件：亚洲企业债务与GDP比率低于疫情前水平，为私人资本支出提供了融资空间[80] 美国贸易加权关税税率下降，关税不确定性降低[73] 美国货币政策限制性降低[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