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互联网巨头在2025年再次于本地生活市场（特别是外卖）展开激烈竞争，但这本质上是依赖廉价劳动力红利的延伸，而非技术驱动的增长，行业利润率极低，天花板明显 [1][10] - 美国科技巨头（如Magnificent 7）未深度介入外卖市场，主要因为该业务模式重运营、人力成本高、需求低频、利润率薄且合规风险大，与高ROI的云计算、广告等业务相比缺乏吸引力 [5][6][8] - 中国当前的外卖大战与宏观经济变化及公司增长瓶颈相关，一线城市消费增长放缓迫使企业争夺存量市场，而未来的增长需转向技术创新，如人工智能、无人机等 [13][14][15][16] 竞争格局：中美外卖市场对比 - 中国市场高度集中且竞争再起：美团是上一轮千团大战的胜者，其外卖业务利润率约为3%，京东宣布进军外卖并要求利润率不超过5%，市场再次进入激烈竞争阶段 [1] - 美国市场由中型公司主导：市场未形成高度集中化，主要玩家包括市场份额最大的DoorDash、依托Uber的Uber Eats以及被Uber收购的Postmates，竞争活跃但以中型规模公司为主 [2][3] - 美国早期玩家严重衰落：团购始祖Groupon市值从上市首日的178亿美元跌至1.03亿美元，跌幅达99.4%；外卖先驱Grubhub市值从巅峰超800亿美元缩水94%以上，市场份额从70%降至不足9% [2][3] 商业模式与盈利挑战 - 外卖业务本质重运营、低效率：业务要求深度介入线下配送网络建设与管理，与传统互联网可快速复制的模式相悖，扩张挑战大 [5] - 盈利模式脆弱且利润微薄：行业长期依赖补贴和低抽佣，配送成本高，消费者价格敏感，即便美国头部平台DoorDash和Uber Eats也难以实现稳定的大规模盈利 [6] - 美国巨头尝试与退出：Amazon曾于2015年推出Amazon Restaurants，但在与专业玩家竞争中受挫，于2019年退出；Uber Eats运营状况不理想，盈利波动大 [7] 劳动力成本与监管风险 - 美国人力成本高与法规严格：高昂的人力成本与低频需求制约业务发展，各州（如加州《AB5法案》）严格监管配送员雇佣关系，要求将其认定为正式雇员，将大幅增加企业成本 [5][8] - 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红利：外卖战争本质是廉价劳动力红利的延伸，庞大且低成本的骑手队伍支撑了整个系统的高频运转和成本优势，这是中国市场能进行“巨头战争”而美国只能是“独角兽游戏”的底层原因 [10][11] - 社保问题成为争议焦点：随着竞争进入中后期，骑手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凸显，其收入和工作保障水平相对于劳动强度仍较低 [11] 市场驱动因素与增长瓶颈 - 中国宏观经济与消费市场变化：2025年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6%，但关键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下降3.3%和1.1%，消费总盘子收缩迫使企业在存量市场狭路相逢 [13][14] - 公司增长陷入瓶颈寻求新故事：京东整体营收增速从2011年的96%下降至2024年的6.8%，2024年新业务净收入191亿元，同比下滑28%，亏损扩大至28.6亿元，急需通过外卖盘活物流能力 [13] - 业务边界相互侵蚀：美团即时零售业务加速，触及京东3C腹地，2025年第一季度美团即时零售订单同比增长23%，远高于外卖订单约9.5%的增速，双方竞争加剧 [12][13] 未来增长与创新方向 - 美国巨头的战略选择：将资源优先配置于云计算、广告、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高增长、高ROI领域，外卖市场定位为“合作而非主导” [6][15] - 中国公司寻求技术转型：美团已布局无人机、机器人及AI Agent，其第四代无人机获全国首张低空物流全境覆盖运营合格证，显示出向技术深水区转型的意识 [15] - 技术创新成为新红利关键：依赖人口与模式创新的路径已显疲态，未来企业天花板取决于对技术应用的掌控能力，基于应用市场的技术创新是新的规模与效率红利源泉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