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围绕工作自由与传统工作形态展开探讨，指出自由工作并非全然自愿，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同时工作伦理导致失业被污名化，“假装上班”现象反映人们在困境中的适应性生存，自由虽令人向往但有时会带来负担，需经济社会变化和个人努力实现积极自由 [1][4][18] 分组1：弹性工作并非自愿 - 数字游民可打破工作地理位置限制，选择生活方式自主自觉，但自由工作群体内也有人无法接受，自由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 [4][5][6] - 2022年调查显示约66%的00后求职者偏爱远程办公，76.4%的00后愿意成为灵活数字工作者，54%的受访员工利用专业技能兼职，超30%求职者希望在国企有稳定工作 [5] - 新自由主义主张建立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经济不景气时增强弹性是市场“结构性改革”策略，弹性包括工资、雇佣、岗位和技能等维度，影响员工工资、福利、职业发展等 [8] - 日本工薪族曾盛行家长式职场文化，90年代泡沫经济后雇佣安全性骤降，引发加班文化和“过劳死”讨论，当代弹性机制使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 [9] - 远程办公人士因难以在懒散与专注状态间切换、效率低而选择租赁工位，反映工作控制被自我内化 [12] 分组2：工作被崇尚，失业被污名 - “假装上班公司”为弹性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失业者和暂时Gap人群提供帮助，工作伦理建立起工作与失业的二元对立，失业者遭抵制和妖魔化 [13][14] - 电影《东京奏鸣曲》展现失业者的绝望和尊严丧失，“假装上班”反映失业者不堪重负，就业本身也造就失业负面体验，限制失业者生活选择 [16][17] 分组3：逃避自由与积极自由 - 网友对自由职业宣传的批评和“假装上班”现象体现不被接纳的自由，弗洛姆认为自由有时是负担，人们会逃避自由，原因在于个体化进程缺乏基础 [18] - 揭开朝不保夕群体裂痕与“假装上班”流行反映人们在困境中的适应性生存，弗洛姆坚信积极自由存在，需经济社会变化和个人努力实现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