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出现一股从“大类招生”模式向“按专业招生”模式回调的趋势 多所高校已明确取消或调整大类招生 同时教育部政策趋于严格规范 但仍有部分高校在继续探索和优化大类招生模式 [1][5][11][19] - 大类招生模式面临的主要争议在于专业设置不合理 包括将差异过大的专业捆绑 以及冷门与热门专业强制打包 导致学生专业分流时面临“二次高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可能被调剂至非心仪专业 [13][14] - 取消大类招生意味着学生失去了入学后探索和选择专业的“缓冲期” 为此 部分高校通过提供更宽松的转专业政策（如增加机会、降低转出限制）或细化为“小大类”招生等方式进行弥补 [16][18] - 招生政策的改革初衷应服务于学生培养 高校需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取得平衡 探索更精准、柔性的人才培养方案 而非将招生手段用于控制录取分数线或保障冷门专业生源 [22][23] 高校招生模式调整的具体案例 -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25年取消“化工与制药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数学类”大类招生 改为按“化学工程与工艺”、“能源化学工程”、“环境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等具体专业招生 并停招“环境科学”、“统计学”专业 [1] - 中山大学：于2022年取消大类招生 恢复按院系专业招生 此前在2021年 其18个招生大类（专业）中有15个大类囊括了66个专业 占全部69个专业的95.65% [6][10] - 湖北民族大学：2022年取消了新闻传播学类、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3个大类招生 [6] - 江西财经大学：2022年将经济学类、法学类等7个大类 调整为21个专业单独招生 [6] - 山东工商学院：2024年全面取消大类招生 回归按专业招生 将原有的公共管理类、经济学类、新闻传播学类、外国语言文学类4个大类拆分为15个专业单独招生 [7] 大类招生模式面临的争议与问题 - 专业差异过大与冷热捆绑：将关联度低或就业热度悬殊的专业放入同一大类（如将土木工程与计算机专业捆绑） 引发学生报考顾虑和分流风险 可能导致优势学科被埋没 [13] - 分流机制引发“二次高考”：专业分流常以学业成绩（绩点）为主要或唯一标准 导致高分学生扎堆热门专业 低分学生被调剂至冷门专业 加剧“冷热不均” 并可能引发学生负面情绪及学业适应困难 [14] - 培养方案与招生脱节：部分高校仅将大类招生作为应对新高考的举措或控制最低投档线的手段 缺乏相应的大类培养实质 招生与培养方案不一致 [11][22] 对取消大类招生后“缓冲期”缺失的补偿措施 - 放宽转专业政策：江西财经大学提供2次转专业机会 遵循“转出无限制、转入有门槛”原则 并逐步扩大接收比例 西安交通大学提供3次转专业机会 并实行“转出不设限”的宽松政策 [18] - 细化为“小大类”招生：西安交通大学将原先跨学院的8个大类 细化为以各学院为主体的27个“小大类” 为考生提供更明确的专业选择方向 [18] 仍在实行与探索大类招生的高校情况 - 持续探索的高校：2024年 包括四川大学(30个大类)、电子科技大学(超过20个大类)、中南大学(19个大类)、天津大学(19个大类)、复旦大学(17个大类)、清华大学(13个大类)等一批高校仍在实行大类招生 [20] - 政策调整与优化：清华大学自2017年实施大类招生以来持续调试 将部分单一专业合并至大类 南昌大学2020年将44个专业纳入20个大类招生 厦门大学2024年33个招生专业（类）中有23个为分流专业大于1个的大类 西南大学2024年有17个大类招生 并提出“能大类应大类尽大类”的指导原则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