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政策转向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超低利率和大放水政策彻底结束，美国进入高通胀"新常态" [1] - 美联储承认对全球经济底层逻辑判断失误，需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政策框架 [3] - "零利率下限不再是基础情景"标志着政策思维的根本性转变 [8] 通胀目标机制调整 - 美联储放弃"灵活平均通胀目标"框架，该框架曾允许短期通胀超标以换取长期均值回归2% [6] - 实际利率持续上升反映结构性变化而非周期性波动 [9] - 2%通胀目标仍被坚持但市场预期可能上调至3% [21] 全球化退潮影响 - 2020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4.2万亿美元扩张至近9万亿美元，依赖全球化提供的廉价商品和能源缓冲 [11] - 俄乌冲突和中美贸易战破坏供应链，削弱全球化对物价的压制作用 [13] - 新兴市场"去美元化"导致美元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胀 [15] 劳动力市场指标失效 - 美联储降低对"就业缺口"指标的依赖度，因劳动力参与率变化使其失效 [17] - 就业市场紧张度与通胀压力的线性关系被打破，需开发更动态的评估方法 [17] 央行角色演变 - 央行需应对更频繁持久的供应冲击（港口堵塞/战争/贸易壁垒），超越传统利率调控 [23] - 美联储承认经济预测不确定性增加，需改进与市场的沟通方式 [25] - 央行从"全能调控者"转变为应对"全球非对称冲击"的管理者 [23][25] 全球经济分化格局 - 欧美经济体可能陷入高通胀、高利率、名义增速的"热胀"周期 [27] - 东亚生产型经济体面临低通胀、低利率、增长放缓的"湿温"状态 [29] - 全球化逆转导致生产国需刺激内需，消费国需重建产业资本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