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与衰落 -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控制对华贸易，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英国政府取缔，标志着白银时代终结[2] - 公司垄断模式被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取代，贸易体系从国家主导转向"散商"主导的自由贸易[2] - 公司长期面临对华贸易逆差，需依赖散商资金网络填补缺口，1769—1792年散商注入2881万西班牙银元，覆盖93%茶叶采购成本[6] "散商"对贸易体系的冲击 - 三位苏格兰"乔治·史密斯"通过跨地域商贸活动（马德拉斯、孟买、广州）构建印太跨洋经济网络，推动茶叶、白银、棉布和鸦片流动[3] - 散商以年利率18%—22%向中国行商放贷，导致累计欠款429.6万银元，引发1779年广州金融危机[7] - 散商建立独立走私网络，利用印度棉花和鸦片与中国茶叶形成三角贸易，削弱公司垄断权[7] 广州体制与垄断结构对比 - 清朝十三行是防御性垄断，核心为政治维稳，松散官商联合体需承担外商走私连带责任（如伍秉鉴被罚16万两白银）[18] - 东印度公司是扩张性垄断，拥有军事、司法权，1757—1765年从孟加拉掠夺3700万英镑（占英国国库收入40%）[19] - 广州体制下十三行承担重税，1773—1835年累计捐银460万两，而东印度公司获国家军事支持将市场行为转化为殖民扩张[19] 工业革命对贸易格局的重塑 - 工业革命产能突破短缺经济限制，使自由贸易成为可能，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瓦特、斯密）成为思想与技术创新源头[14] - 散商推动英国政府1813年通过《印度贸易垄断废止法》，终结公司特权，将走私实践与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结合[9] - 清朝"一口通商"（1757年）与十三行制度原适应重商主义垄断，但工业革命催生的散商需求打破原有平衡[21] 三角贸易与经济地理 - 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通过商品（茶叶/鸦片/棉花）、资本与权力交织塑造近代亚洲经济格局[5] - 马德拉斯作为鸦片中转站（1640年起）、孟买作为棉花与鸦片输出港、广州作为茶叶出口与鸦片终端形成完整链条[3][4] - 散商利用公司财库系统转移白银支撑茶叶贸易，同时通过高利贷和走私构建独立盈利闭环[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