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货币政策框架演变 - 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从"灵活平均通胀目标制"（FAIT）转向"灵活通胀目标制"（FIT），取消对通胀"适度高于2%"的承诺，重新强化2%通胀目标的锚定作用[7][9][10] - 新框架删除"就业短缺"表述，允许在通胀风险出现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并确立五年一度的定期评估机制[10][14] - 框架调整源于经济环境变化：2020年FAIT针对低利率低通胀环境设计，但疫情后出现高通胀与利率上升，原框架不再适用[7][8][11] 通胀应对措施与效果 - 美联储初期误判通胀为暂时性现象，2021年10月数据证实通胀持续性后，于2021年11月启动政策调整，2022年3月开始暴力加息[4] - 16个月内累计加息525个基点，推动通胀从峰值回落至目标附近，且失业率未出现急剧上升[8][13] - 疫情初期预测模型失效源于百年一遇的冲击，包括供应链中断、财政货币刺激叠加俄乌冲突推升能源价格[5] 鲍威尔政策风格与遗产 - 政策风格偏向数据驱动型后手策略，等待数据确认后再大步修正，被评价为"战术合格、战略稳健的风险经理"[15] - 任内三大制度性遗产：货币政策框架拨乱反正、工具箱现代化（如常备回购便利SRF）、制度化五年评估机制[14] - 新框架要求更高沟通技巧与信誉管理，未来或采用"小步快跑"式利率微调模式，依赖领先指标而非滞后数据[15][16] 历史对比与时代差异 - 鲍威尔与沃克尔时代通胀成因不同：沃克尔应对需求型通胀需以深度衰退为代价（GDP增速从5.5%降至-1.8%），鲍威尔面临供给冲击与财政掣肘[2][13] - 当前中性利率水平可能高于2010年代，经济环境转向"温和通胀+更高中性利率+频繁供给冲击"组合[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