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背景 - 30年期日债收益率升破3%创历史新高，10年期日债收益率升至1.60%附近，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高点[1] - 日本央行于去年3月启动加息，退出实施八年之久的负利率，迄今累计加息3次、60个基点[1] - 日本通胀持续爆表，经济增速转正，走出了失去的三十年[1]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历史与效果 - 日本央行是量化宽松最早践行者，2001年初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正式引入QE操作[1] - 2006年7月日本央行短暂退出QE，但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恢复QE[2] - 2013年4月日本央行将货币政策拓展为量化质化宽松，并设定2%通胀目标[2] - 2016年2月日本央行引入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直至去年3月退出[2] - 20012012年正式引入QE期间，日本CPI和核心CPI年均分别下降0.2%和0.3%，其中有7个年份涨幅为负[3] - 20132019年引入QQE和负利率后，日本CPI和核心CPI年均分别增长0.8%和0.7%，但仍未摆脱低通胀格局[3] 外部冲击引燃日本通胀 - 2022年不期而至，日本持续突破2%通胀目标，20222024年日本CPI通胀分别升至2.5%、3.2%和2.7%，核心CPI通胀升至2.3%、3.0%和2.6%[4] - 2020年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2021年明显推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2021年底CRB价格指数收在578.3，较2020年底上涨30.3%[5] -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日本造成输入性通胀压力，2021年其国内PPI年度通胀为4.6%，创2009年以来新高[5] - 2022年初俄乌冲突再次引发全球供应链扰动，到2022年5月4日CRB价格指数升至644.1，较2021年底上涨11.4%[6] - 2022年日本PPI平均通胀9.8%，较上年高出5.2个百分点；CPI和核心CPI年度通胀分别较上年高出2.8和2.5个百分点，且月度通胀自2022年4月起超过2%[7] - 2021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贬值，2021年至2023年连跌三年，累计下跌26.7%，加剧输入性通胀压力[8] - 20202023年，10年期日美国债收益率负利差分别为88、138、271和339个基点[8] 通胀回归的经济影响 - 20212024年，日本名义GDP复合平均增长3.0%，好于20132017年复合平均增长2.0%[11] - 名义经济增长提速意味着日本企业盈利改善、家庭收入增加，与股市楼市上涨形成良性循环，2022年初至2024年底，日经225指数和住宅价格指数分别上涨38.6%和12.7%[11] - 到2024年四季度，日本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387.0%，较2020年四季度高点回落35.5个百分点[12] - 通胀回归推升了通胀预期，日本央行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企业对1年期、3年期一般价格上涨预期均为2.4%，对5年期预期为2.3%[12] - 通胀及通胀预期抬升助推日本工资与物价上涨螺旋，2022年起春斗工资涨幅连续四年环比回升，今年达到5.25%，较2021年高出3.47个百分点[13] 日本央行政策转向的触发因素 - 在通胀连续21个月爆表后，日本央行自去年1月份开始加息，判断2%通胀目标已可持续稳定实现，通胀来源已转换为工资增长和通胀预期上行[13] - 日本央行政策尝试很大程度上采纳了美国经济学家意见，如克鲁格曼主张日本央行应成为"不负责任的央行"以制造通胀预期[9] - 伯南克曾建议日本央行引入通胀目标制并购买大量金融资产以刺激经济，14年后日本央行采纳其建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