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时代的成因 - 低利率源于资产荒，即非金融部门（包括家庭、非城投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不愿负债，导致金融部门面临资产荒，利率持续下行[3] - 非金融部门宏观杠杆率演变分为三个阶段：2007-2015年私人部门加杠杆（杠杆率上升90多个百分点），2015-2020年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加杠杆（上升50个百分点），2020-202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加杠杆（上升30多个百分点）[5] - 居民部门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大幅负增长，企业部门中长期贷款负增长，显示加杠杆意愿不足[7] - 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大型国有银行和城商行）和1.5%（股份制银行），接近生存挑战线，制约降息空间[7] - 低利率趋势自2015年开始，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下行通道[9] 人口结构对利率的影响 - 中国人口达峰三阶段：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峰（2016年开始负增长），2022年总人口负增长[11] - 资本边际报酬（MPK）自2010年起持续下降，2019年低于日本水平，投资回报率走低[13] - MPK下降受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中国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和投资率过高（中国投资率44%，比全球平均高近20个百分点）影响[14] - 消费率仅38%（美国为68%），内需不足进一步压制投资回报率[15] 通胀与利率关系 - 2023-2024年GDP平减指数为负，PPI为负，CPI接近0或负值（如2024年8月），反映总需求不足和低名义利率[17] - 房价下跌（二手住宅价格与核心CPI高度同步）和制造业产能过剩（中国占全球1/3制造产能）持续压缩物价水平[18][20] - 外部环境变化：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通缩压力），而美国通胀高企[22] 低利率时代的银行业应对 - 日本银行业案例：净息差降至1%以下后，通过兼并重组（银行数量大幅下降）、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上升）和拓展国际业务（如三菱日联银行海外贷款占比大幅上升）生存[31][33][35] - 资产配置调整：增加房地产贷款（2012年后占比上升）和权益性资产（2013年后股权投资基金规模上升），缩减低收益债券规模[25][28][29] 人口负增长与房地产 - 新增住房供求失衡：2025年竣工套数400多万套，新增城镇家庭仅300万户，供给过剩[39] - 存量住房消化需十年（2025年在建住房4200万套，年新增需求不足400万户）[41] - 日本经验：2012年后房价上涨受安倍经济学（央行扩表持债超60%）和单身家庭上升推动，但单身化趋势不可持续[44][46] - 中国复制日本模式：一线城市单身人口占比达26%（上海），推动小户型房价和租金上涨（90平米以下租金高于90-144平米）[49][51][76]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趋势 - 工业4.0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无人化，中国工业机器人年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与制造业就业负相关[57][67] - 数字金融（资产代币化）基于区块链，实现可编程、可组合和原子结算，美国通过《天才法案》《清晰法案》《反CBDC法案》支撑美债（5年后稳定币规模2万亿美元，持美债1.4万亿美元）、打造全球资本市场和美元替代[62][63] - 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但数字金融政策矛盾，制约创新[84] 未来九大趋势 - 制造业就业岗位消失：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数字文明时代劳动力+数字资本[67] - 持久总需求不足：人口负增长下，低利率+技术革命推动权益融资时代[69] - 黄金价格高位：美元霸权削弱，黄金作为终极安全资产[71] - 美股黄金周期律打破：关税战可能提前美股顶点（原周期35年一轮），看好黄金相对美股[73] - A股估值修复：按拇指规则（道琼斯指数乘10%-20%），A股理论值应达4500点[75] - 核心城市小户型住宅需求坚挺：单身化趋势支撑小户型租金增长（上海年复合增长率9.8%）[76] - 养老金融扩展：高净值老年人群增加，需为“老年人”创业就业提供金融服务[78] - 科技金融创新：银行以股权思维（组合投资和动态成长）介入科创企业全周期[80] - 数字金融融合：Web3.0时代资产代币化是必然趋势，需政策支持[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