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经济面临由财政赤字扩大、公共债务飙升和经济金融化交织构成的“完美风暴”，一次普通的经济下滑可能演变为由债务引发的深度危机 [1] - 当前环境与历史截然不同，财政政策呈现顺周期特征、债券市场出现异常反应以及新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共同加剧了系统性风险 [1] 财政基础的结构性脆弱 - 2025财年联邦预算赤字预计达1.9万亿美元，占GDP的6.2%，远高于过去50年3.8%的平均水平，且出现在失业率仅4.3%的经济扩张期，违背了财政政策应在繁荣期积累盈余的传统智慧 [2] - 过去70年间，联邦政府支出占GDP比例从12%持续攀升至23.3%，预计2035年将达到24.4%，增长主要由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净利息支出驱动，而联邦收入占GDP比例长期停滞在15%~17% [2] - 2024财年联邦收入5.2万亿美元与支出7万亿美元之间的巨大鸿沟直接造成了1.8万亿美元的赤字，这种结构性失衡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时自动稳定器的启动将迅速扩大赤字规模 [2] 经济“超金融化”的影响 - 资本利得税已成为联邦收入的重要来源，使政府财政状况与股市表现紧密相连，在2008年和2020年的危机中，股市暴跌分别导致美国税收收入下降18.3%和15% [3] - 对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加上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元高估值，创造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风险环境 [3] 衰退动态下的恶性循环机制 - 中等程度的衰退可能导致联邦收入下降15%，使2025年预期收入从4.92万亿美元降至4.2万亿美元，减少约7200亿美元，这一下降不仅来自经济活动收缩，更缘于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 [4] - 政府支出可能增加29%，从2025年预期的6.7万亿美元增至8.7万亿美元，收支两方面作用叠加，赤字可能从2万亿美元激增至4.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5%，远超2020年疫情期间的峰值 [4] - 经济衰退通常导致GDP下降4%5%，从30万亿美元降至29万亿美元左右，债务/GDP比率可能从100%迅速突破130%，远超1946年106%的历史高点 [4] - 在严重衰退情境下，失业率可能从4.3%升至6%，不仅减少个人所得税收入，还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新政府大规模移民驱逐政策可能减少劳动力供给，推高工资和物价，形成滞胀风险 [5] 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与市场信心崩塌 - 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从2007年的60%飙升至2024年的98%，预计到本世纪末将达到535%，经济衰退将成为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 [6] - 自2007年以来，每新增1美元债务仅带来0.34美元GDP增长，而在高债务水平下，这一回报率还将继续下降，形成“债务恶性循环” [7] - 美联储持有的政府债务从GDP的4%5%增至15%，但在当前通胀环境下，继续扩大资产负债表可能加剧通胀压力，推高长期利率，反而加重债务负担 [7] - 2024年9月开始的降息周期出现“熊市陡化”现象，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96%升至4.96%，若衰退中长期利率进一步升至5.5%，每年新增利息支出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 [7] 政策选择与结构性挑战 - 关税推高了进口商品价格，增加通胀压力，分析预测2026年核心PCE通胀率可能达3.1%，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利率水平，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可能减少美国出口，抑制经济增长 [8] - 每年驱逐约60万非法移民的计划可能减少劳动力储备，推高工资成本，同时削弱消费需求，CBO估计这一政策可能使2026年GDP增长率降低0.2个百分点 [8] - 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预计将使20252035年赤字增加1.2万亿美元，分析预测20252028年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1.7%，失业率在2027年达到4.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