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基金经理的崛起与造神运动 - 基金经理刘格菘于2017年加入广发基金，其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通过重仓押注半导体自主可控和新能源等主题板块（如圣邦股份、兆易创新、隆基绿能、阳光电源、亿纬锂能）而一战成名 [3] - 公司通过官方公众号等营销手段，使用“十倍”等煽动性字眼为其打造个人IP，将其塑造成投资奇才，成功点燃基民热情 [5] - 在2020至2021年市场相对高位时，公司顺势推出“广发行业严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基金，该基金于2021年8月26日成立当天募集资金超过148.7亿元，吸引超过24万户投资者 [5] - 刘格菘的管理规模最高时达到843亿元，一度占据公司整个股票型产品总规模（2672亿元）的三成以上，成为吸引资金的巨大磁场 [7] 投资策略失效与业绩大幅回撤 - 曾经成功的重仓押注策略在市场风格切换后失效，形成路径依赖，在新能源行业景气度下行时，基金经理选择继续加仓而非转向 [10] - 其重仓股亿纬锂能近两年股价跌去七成，晶澳科技股价最低时仅为高峰期的20%，并在2024年亏损50亿元 [12] - 近期操作呈现“反向指标”特征，例如在今年7月减仓后，新能源板块迎来一波7%的上涨，而因其提前“割肉”，其基金在此波反弹中仅分享到11.1%的微弱涨幅 [12] - 根据基金列表数据，其管理的多只基金任职回报为大幅负收益，例如“广发优势成长混合A”任职回报为-60.79%，“广发成长精选混合A”任职回报为-50.46% [13] 公司内部风险集中与人才危机 - 公司内部风险高度集中，另一位管理巨大规模的基金经理郑澄然与刘格菘持仓高度重合（如共同重仓晶澳科技、阳光电源），导致公司整体净值出现“共振式”下跌 [14][15] - 巨大的管理规模成为调仓的负担，使得调仓困难，加剧了净值缩水 [15] - 公司人才梯队出现“空心化”危机，资源和光环过度集中于少数明星，导致后备力量不足 [16] - 公司基金经理任职年限普遍偏短，近八成从业经验不足10年，两成甚至低于3年，意味着多数操盘手未经历完整牛熊周期 [18] - 业绩不佳导致老将离场，如张东一、邱璟旻、张笑天等中生代力量因任职期间产品无一盈利而相继卸任，形成恶性循环 [18] 投资者信任崩塌与监管政策变革 - 投资者信任崩塌，情绪从崇拜转为“愤慨激昂”，并开始用脚投票，例如在最近8到9月，郑澄然旗下的一只基金遭遇高达10亿元的净赎回 [26] - 基民心态发生根本转变，从“买入并持有”变为“回本就跑”，对明星基金经理的追随转为理性审视和戒备 [27] - 监管政策指向打破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的旧模式，2024年4月“国九条”明确提出降低基金费用，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讲话中提及要稳步推出浮动管理费机制 [28] - 浮动费率试点落地，新规则明确：基金产生超额收益可多收取20%管理费作为奖励，若跑输业绩基准则管理费减半，旨在将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捆绑 [29] 行业模式反思与公司自救尝试 - 过度依赖明星的模式存在前车之鉴，例如富达基金因明星文化导致员工留存率仅有85%，而贝莱德则通过避免明星基金经理建立起更稳固的投研体系 [22] - 公司尝试自救，开始提拔90后新经理以构建新的人才梯队，但市场反应冷淡，新经理接管的产品在8月迎来12%的申购回暖后，9月规模又重新下降3%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