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债务应对策略 - 特朗普政府将个人商业时期的破产重组思路融入国策，以降息作为缓解36万亿美元国债压力的核心手段[2][4] - 其策略是先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制造市场危机氛围，再倒逼美联储让步进行降息，为巨额债务续命[4] - 降息预计可节省3000亿美元利息支出，但相较于7.5万亿美元的“大美丽法案”开支，金额微不足道[8] 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干预 - 特朗普采取非常规操作干预美联储独立性，包括公开嘲讽美联储主席、逼迫拜登提名的理事辞职、安插亲信进入美联储[6] - 通过更换劳工统计局局长，让亲信掌控数据发布权，为降息配齐“正当理由”[6] - 这种将央行视作自家账房的操作被分析为正在拆毁美联储百年架构设计的防火墙，透支美元的制度信用[6][8] 关税政策的掠夺性逻辑 - 对等关税政策表面以“公平贸易”为口号，实际推行现代版“片面最惠国待遇”，迫使贸易伙伴接受美国单边加税的同时对美国商品免税开放市场[10] - 这种“一增一减”的操作旨在将发展中国家产业困于低端循环，并逼迫技术盟友进行“定向投资”[10][12] - 在半导体产业，通过先以补贴诱惑台积电赴美建厂，后要求其与英特尔共享技术乃至收购英特尔股权，意图“借鸡生蛋”补齐产业链短板[12] 盟友承诺的缩水与可行性问题 - 欧盟宣称的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被官员私下澄清仅为“企业意向”，缺乏强制力，且实现该目标需使投资额较2024年增长近两倍[16] - 日本5500亿美元的承诺中直接投资占比仅1%至2%，剩余部分全为贷款与担保，且落实时间表述模糊[16] - 韩国3500亿美元基金相当于其GDP的18.7%，但绝大部分属贷款性质且项目选定权掌握在美方，引发国内对本国企业沦为风险承担“执行者”的担忧[18] 美国经济吸引力的挑战 - 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推行多年，就业人数仍较1979年减少近700万，劳动力短缺与政策不确定性制约投资[20] - 各国已非冷战附庸，均以自身利益为首要考量，在协议中更看重可操作性与互利共赢，而非单纯听从美国[20] - 全球央行抛售美元资产规避风险的行为推动金价持续走高，反映出对美元体系稳定性的担忧[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