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表彰他们在理解技术变迁推动持续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1] - 莫基尔从经济史和文化角度阐释了知识（特别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知识体系重塑）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源中的核心作用 [3][6][7] - 阿吉翁与霍伊特从理论建模角度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技术创新通过动态竞争驱动长期增长，并分析了其微观机制与政策含义 [1][15][16][17]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贡献 - 研究主题聚焦于解释18世纪前后东西方发展路径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并从文化角度提出了独特解释 [3] - 批判了现有从生产要素成本、产权保护或贸易扩张等角度解释大分流的理论，认为其难以解释现代增长在西欧的广泛扩散、对制度依赖的减弱以及更强的稳健性等特征 [4][5][6] - 提出知识经济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对知识的依赖显著提高，知识的可传播性使其能突破地域和制度限制，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增强了应对冲击的能力 [6] - 强调17世纪启蒙运动及“培根计划”是关键转折点，其不仅激励了科研热情，更通过统一术语、学术期刊等机制极大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降低了获取成本 [7][8][9][10][11] - 通过构建“启蒙运动指数”等指标，发现启蒙运动的强度分布与欧洲经济起飞顺序一致，并利用学术期刊创办、科学团体兴起等证据论证知识启蒙的关键作用 [11][12] 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贡献 - 研究领域集中在创新经济学，特别关注创新的潜在破坏性，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 [15] - 与霍伊特共同发展了以内生“创造性毁灭”为核心的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通过研发产生，新技术的成功会淘汰旧技术 [16] - 该理论揭示了技术变迁的双重效应：新技术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同时旧技术被淘汰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社会福利净变动取决于两者对比 [17] - 相比罗默模型，该理论能更好地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周期的互动，以及技术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17] - 研究还广泛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与制度因素，如持股结构、融资环境、公司治理等，并关注创新政策的社会效果，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8]